弗里德曼：美國製造「富人的社會主義，其他人的資本主義」

美國商務部1月28日公布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萎縮了3.5%，為2009年（即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年萎縮2.5%以來，首次錄得負值，且創下了自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以來最差紀錄。

《華盛頓郵報》28日以「混亂」（chaos）來形容2020年美國經濟。而在本周二（26日），暢銷書《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湯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前總統特朗普任內美國政府的干預政策「更多地刺激金融市場而不是實體經濟」，但當新總統拜登希望在緩解新冠疫情方面投入更多資金、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時，許多共和黨人反對赤字的態度卻又強硬起來，令許多民主黨人「憤憤不平」。

這篇題為《美國製造：富人的社會主義，其他人的資本主義》（Made in the U.S.A.: Socialism for the Rich. Capitalism for the Rest）的評論指出，特朗普執政頭三年積累起來的預算赤字，達到了美國歷史上只有重要戰爭和金融危機時期才見過的高水平，而且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那時經濟已在擴張，失業率仍處低水平。現在，拜登希望投入更多資金，以緩解疫情，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卻有許多共和黨人反對赤字的態度強硬起來。

兩黨都接受「永久低利率」

文章指出，近年來，由於人們聚焦於全球化快速發展，以及對民主黨和共和黨均有影響的「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群體思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另一個更大的兩黨共識──「我們處於一個永久低利率的新時代」卻被忽略，因此，「只要能夠付利息，赤字並不要緊」，加上美國政府的緊急財政援助逐步增長，赤字開支持續不斷，債務愈來愈多，中央銀行（聯儲局）卻為了這個提供愈來愈容易的錢。

弗德里曼指出，這個「新共識」有一個名稱，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全球策略師魯吉·夏爾馬（Ruchir Sharma）稱為「富人的社會主義，其他人的資本主義」。

夏爾馬解釋，當政府干預的作用更多是為了刺激金融市場而不是實體經濟時，就會出現「富人的社會主義，其他人的資本主義」，這個說法從上世紀60年代流行的說法演變而來。因此，擁有80%以上美國股票的美國最富有的10%人口，看到他們的財富在30年間增長了三倍多，而實體經濟中靠工作薪金餬口的基層50%人口，卻沒有任何增長。同時，實體經濟生產率表現平庸，令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機會、選擇和收入增長均受限制。

疫情肆虐股市卻飆升

去年的情況便是最好證據：「我們陷於一場摧毀就業職位和小企業的疫情中，但股票市場卻在飆升。這很不正常；好比大象飛起來了。看着大象飛起來，我總是很擔心，因為通常沒有好結果。」

儘管作者支持對富人增稅，為窮人提供更多的援助，但美國若繼續依賴如此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正如夏爾馬指出的，將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後果，而這正美國人現在看到的。

例如，夏爾馬曾指出，來得容易的錢和愈來愈慷慨的援助，反而刺激了壟斷增長，「讓負債累累的『殭屍』企業繼續存在，犧牲了推動創新的初創企業」。所有這些，都是生產率下降的原因，生產率下降意味着經濟增長放緩，「所有人的蛋糕變小了」。

因此，「2000後和Z世代（1995至2005年出生的一代）對這種扭曲的資本主義形式愈來愈沒寄望，說他們寧願要社會主義」，這一點任何人都不應該感到驚訝。

弗德里曼惋惜，過去幾年本應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破壞」年代。有很多便宜的數碼創新工具，很多使用廉價高性能運算能力的機會，這麼多容易得來的錢，初創企業本應出現爆炸性增長，但這種情況卻沒有出現。

「贏者通吃」把小企業擠出市場

然而，另一方面，大公司變得愈來愈龐大，愈來愈壟斷。這不僅是因為互聯網創造了全球性「贏者通吃」的市場，讓亞馬遜、Google、Facebook和蘋果公司等積累的現金儲備可能超過許多國家。還有另一個原因，夏爾馬指出，這些公司能夠很容易地用它們過高的股價或積累的現金，來收購嶄露頭角的競爭對手，吸收所有人才和資源，並把小企業擠出市場。

另外，更由於政府要為消弭衰退而不斷插手經濟，衰退不能再發揮在經濟中淘汰績差企業的作用，復蘇變得愈來愈疲弱，生產率增長也愈來愈慢，每次補貼增長所需的刺激卻愈來愈大。

弗里德曼指出，這實際上是讓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變得更加脆弱。

美國和許多國家的債務負擔現在都已大幅增加，即使出現小規模的的通貨膨脹，讓10年期美國債息從目前的1%上升到3%，美國將不得不把大量資金用於支付債息，以至可用於研究、基建、教育或為未雨綢繆的錢所剩無幾。

儘管到時可以印更多錢應付，但這或許會威脅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並進一步提高借貸成本。

美國應向東亞地區借鑒

因此，弗德里曼出，紓困不能再用發更多現金的做法，「也許我們（美國）應該像南韓人、台灣人、新加坡人、中國人和其他東亞人一直在做的那樣──只向最弱勢的群體提供現金支持，同時加大基礎設施投資，以提高生產率和創造良好就業機會」。他認為，「東亞人」專注讓他們的政府變得更聰明，尤其是在提供醫療保健等方面，而不是讓政府變得更大。「這是他們能夠以較少的痛苦度過這場疫情的其中一個原因」。

他認為，應該多一些更包容、讓所有人受益的「資本主義」，少些未經思考讓富人受益的「社會主義」。誠如夏爾馬所言：「沒有創業的風險和創造性的破壞，資本主義行不通。」然而，「破壞與再生的制度核心已漸漸陷於癱瘓；枯枝不從樹上掉下來，綠色的新芽便被扼殺在萌芽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