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現身份危機 須政治吸納

香港政治衝突中的代際因素體現了兩代人不同的價值判斷。

與年輕一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英國殖民時期生活經歷的上一代對香港回歸中國持有更樂觀的態度。上一輩重視經濟穩定多於政治自由，關注「物質價值」和具體的社會福利多於「後物質價值」和抽象的政治自由度測量。

在過去的幾年裏，我們看到兩代人的思想衝突在政治事件和爭論中不斷展開；年輕人建構出的社會結構規範，與香港的「傳統價值」有着明顯區別。年輕人眼中的民主不僅是寶貴的政治產物，更是保障一國兩制及達致官員議員問責的最後的一道防綫。他們因此堅持追求不受限制及沒有預設篩選的民主。

全球化衝擊 互聯網促倡議民主

中國過去在香港的管治方式，不單沒提升年輕一代的信心，反令他們愈加悲觀。年輕人激進主義的根源複雜，若對此現象進行表面模糊的解讀，是不能理解導致年輕人激進的原因。

快速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斷變化的身份建構過程是香港年輕人激進化的一個重要原因。香港的年輕人處身於一個自我存在危機中。他們不完全是中國一部分──享有着比中國人更高的公民自由和可行的法律規則；更不是英國一分子──投票和競選公職的權利在香港備受限制。為了適應這種文化混亂並在高速變化的政治環境中建構自身身份認知，年輕人透過對社會有促進和建設意義的行動從而去來尋求自身價值和成就感。

香港在殖民統治尾段開始正式民主化進程，無可避免地讓年輕人接觸到很多具挑戰性的參政機會。隨着社交媒體迅速的增長，青年人接收倡議民主的思想亦大大增多，通過同輩群體間反覆傳播，倡議民主成為多數年輕人眼中的人生目標；而透過網絡世界與世界各地他年輕人倡儀民主，這共同身份給他們新的意義。

見證台灣第三力量 港青尋出路

在見證了過去世界各地的青年以激進方式推進民主的經驗，如台灣的時代力量的冒起及成功成為立法院第三力量，喚起港青新的公民使命。加上全球化，改變經濟結構和生產模式，只有那些受高等教育及有優才的年輕人才能建立一番爭事業，大部分年輕人只能在工作世界外尋求建立自我身份場地，政治舞台是香港新生事物，為年輕人提供前所未有的機會。

民主對很多港青而言是一不容磨滅的核心價值，而這價值與個體自我認同的發展是息息相關。

自1997年起，我們的年輕人就在自我的觀念中掙扎，他們為是否追求民主化感到困惑，這是個關於本體論問題，人的存在意義取決他選擇實踐民主與否。一方面，若青年不推動民主，成為北京和香港的當權者希望他們成為「順從的追隨者」，年輕人會面臨否定自我的危機，冒險讓自己變成空洞個體。另一方面，年輕人對民主實踐的追求，會把自己推到了政治邊緣，這會使他們變成異族，失去周邊主流人士的認可。這些兩難若得不到妥善處理，青年人會墮入迷惘的局面。

兩代人共同分權 解政治之爭

在過去的18年，中國、香港政府，泛民主派和親建制已經嘗試了多種方法來實踐一國兩制，然而並沒有成功。兩代之間的鴻溝不能在一朝一夕之間消失：在這前提下，我們需要兩代人共同分權。

香港今時今日的政治問題，需要政治解決。誤以為物質的社會經濟政策能夠解決後物質的政治主義之爭，是治標而不治本。無視年輕一代作為香港持份者的身份；排斥他們對政治活動的參與，無疑是最糟糕的應對策略。在議會內，我們應該給予新一代參政之士一個機會，為年輕人倡議及發聲；在議會外，政府應在施政及計劃過程中重點諮詢不同的年輕人，讓他們能在香港面對的問題上發表自己獨特的見解，引進新的解決方法。

原刊於2016年8月31日《經濟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宋陳寶蓮

英國諾定咸大學哲學博士，民智行動設計智庫創會主席，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預防疾病研究中心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她曾任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北京大學-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代理主任，同濟大醫學院客座教授，亦曾任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社會工作學院的富布萊特資深學者，以及麻省理工大學城市規劃學系的訪問研究員。自九十年代初，她致力於推動中國的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教育研究，並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設立全國首個社會工作學系的碩士課程培養社工教育老師，並在2002年成為開創該課程的項目主任。過去30年致力於通過跨專業研究團隊的合作，在中國和香港進行公共衛生研究和推動傳播與實施科學，合作單位包括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和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於2017年與港大王于漸教授創辦香港首個早期兒童投資政策研究，共有差不多三十間學校參加。研究重點包括組織學習與變革、行動研究、社會上流，青少年肥胖、青少年精神健康，中國城鄉家庭轉變、專業教育成效和跨文化循證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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