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嶺南大學前協理副校長王耀宗教授已於今年7月1日退休,現以兼任教授的身份在嶺大任教。他服務嶺大33年,在餞別宴時的致謝辭時,談及嶺南大學的發展、歷代校長等,內容豐富,本社將分三篇陸續刊登,讀者切勿錯過。以下為第二篇:
「三」是指嶺南在過去30年大約有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陳佐舜博士於1983年任校長。當時嶺南管理層銳意加入「大學及理工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Polytechnic Grants Committee, UPGC, 即後來的UPC),在學院作結構性的改革。文學院取消了音樂科,成立獨立的社會科學院。陳佐舜校長曾任中文大學及新亞書院的教務長,他深受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影響。上任後,將通識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引入嶺南。一方面,提出了全體學生的必修通識教育科;另外,在新成立的社科院内成立「綜合課程」(Integrated Programme),當時社會科學院内有經濟學及社會學兩門專科,一個「社會科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社會科學院院長黎鳳慧博士是政治學出身,出任院長後,不斷加入了一些政治學的課程,大約在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已經形成三科鼎立之勢,而校方也準備以社會科學院獨特的「綜合課程」接受評審。從此,這個「綜合課程」也成為了嶺南大學社科院特色了,至今不變。
改革社會科學院
為了達到綜合社會科學通識教育的目標,社科院為學生設計了一個課程分流(streams)的架構;就是:學生畢業的時侯不是拿社會學、經濟學或政治學的學位,而是拿社會科學學士;不過,他們的專業就在這個分流上,例如,社會問題及政策、亞太區研究、以及國際貿易及經濟等。 在90年代初,接受「香港學術評審局」 (CNAA)評審的時候,是社科院的「綜合課程」分成三個分流,90年代中期,變成五個分流,2000年後變成四個,現在2012年大學四年制後變成四科專科 (majors),兩個分流。
由於大學的擴充,社科院內部也不斷調整,經濟科首先在90年代中脫離社科系獨立成系。社科院內本有經濟學系及社會學與政治學系;至2007年,政治學脫離社會學獨立成為政治學系,2015年,心理學科脫離社會學及社會政策學系,變成一糸,現在社科院內變成「四系四專科二分流」的格構。1991年,嶺南通過架構評審 (Institutional Review)加入UPGC(現在的UGC),從此成為UPGC資助(公立)的專上學院之一,學制上也從二二一制度變成二、三年制。以前是二年預科、一年高級文憑、最後兩年是榮譽文憑。現在變成二年預科及三年榮譽文憑。後來,取得自我評審資格後,二年制預科也取消了。從我加入嶺南開始,大學就為申請加入UPGC及CNNAA作準備,這可說是第一階段的主要工作。
學院升格為大學
第二階段的發展,是從加入UPGC之後,跟著CNAA評審社科院跨科際課程成功,而頒發社會科學學位榮譽學位,這是嶺南第一個可以頒發的學位。直至1999年,嶺南正式由學院升格轉名為嶺南大學,可說是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內,1995年陳佐舜校長退任,陳坤耀校長接任。社科院的課程學術評審過關,獲授權頒發嶺南第一個榮譽學位,以後頒授學位的學系及課程不斷增加,直至取得大學名稱為止。社會科學院設計的「綜合課程」,在當時是相當獨特的。院內三個專科,分別是課程三個分流的內容,第一年是基礎課程,第二、三年是專精的課程。而三個分流以學科及地理位置作為特色,三個分流是:社會問題、亞太研究及國際經濟,社會學側重社會問題及發展,以香港內部為教學重點;亞太研究主要以正視學科為主,地理以亞太作為邊界,國際領域側重經濟學。這個設計分別照顧到學科的專業性及地域性,我們覺得邏輯結構強,各科利益均衡,在學理上說得通。後來不出所料,評審稱許此一架構課程,認為具有通識的特色。
陳坤耀校長上任之後,「博士化」政策雷厲風行。另外陳校長首創將Liberal Arts Education譯為「博雅教育」,至今這個名稱廣為流行,似乎每間大學都在提倡「博雅大學」了。對於何謂「博雅教育」,以後屢有爭論,至今也人言人殊;不過,我曾在一個社交場合,問陳校長甚麼是「博雅教育」,陳校長答以:「讀書要博、做人要雅,就是博雅教育了。」我想這個是最淺白而精要的定義了。「博士化」 政策的推行,其道理也是不言而明的了。80年代後期,在眾多的教員內,社科院的博士只有兩位,加入了UPGC之後,以及評審成功之後,工資增加了,競爭劇烈了,顯然教員學歷也需要提高了。
市場化和行政規範化
第三階段的發展,是在千禧年(2000年)之後。明顯地,嶺南在加入UPGC/UGC後,其發展不得不受他們的影響及規範,例如:每若干年接受規定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Quality Audit Cycle,以及Institutional Review等評審,就變成例行公事了。撇開具體的UGC政策,90年代中末期開始,香港的高等教育受到兩大理念影響:就是「市場化」(marketization)及「行政規範化」(bureaucratization)主導,這兩個趨勢至今未止。
受到90年代初以來全球化 (globalization)的影響,受政府資助的大專/大學院校,不得不引進「市場化」的概念。在1998年的經濟危機後,政府也趁機在公務員體制中引入「市場」,以便減財政上的負擔。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大為風行,其中最為明顯的政策,是大學教職員的薪水職級表和政府公務員的薪級表脫勾;由大學自行(其中一個重要標準是市場因素)決定;其次是學生自資副學位計劃的制定及施行;其後更發展到自資學士學位的設立,以及一年制教學式碩士學位遍地開花等。
「行政規範化」的一個指標,就是對各間大專/大學學者的研究及教學要求,進行規範化以及標準化 (standardization)。大學是探索及傳授知識的中心,但是探索的過程及結果,應該有客觀的判決標準;同時,社會對大學透明化的要求,以及大學本身的急劇膨脹,在要求大學管理層對大學教員的表現,有客觀化及標準化的評核準則;於是「量化評核」(quantitative measurement),應運而生。多年來,我自己也是研究及教學的前線工作者,當然知道這些量化標準的缺失(註1)。研究成果的量化標準,可以根據出版學術性刊物的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以及出版社的水平及知名度作為標準,但是教學的質量是否可以量化呢?卻大有爭論的餘地。事實上,教學所付出的熱情及心血是否可以量化,質疑的人大有人在。現在純粹由學生評核教授的做法,顯然不是理想的做法。在這方面,相信所有的大學高層必須正視,予以改善。不過,無論如何,這兩個理念的主導作用,在高等教育必會持續下去,個別的大學只會在實施上有所調整。
註1,幾年前,作者曾在《信報》的教育版,討論種種學術研究量化標準的優點與缺點。
此情可待成追憶──在嶺南的歲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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