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打算潛心完成介紹文化基礎的系列，但又覺得最近《港區國安法》的出台，其實絕對涉及文化，值得探討。之所以值得探討，是因為這觸及了「一國兩制」的要害之點。從消極的角度看，這是「兩制」文化之間水火不容的對立；但是若採取積極的態度，這正是在文化相異很大的兩制之中，尋求共存的必經過程。
現在香港許多學校都在嘗試「正向教育」、「正向學習」、OECD最近也着意推動「長進心態」（Growth Mindset），都是旨在讓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香港，在今天，是否也可以嘗試用積極的態度來觀察與思考。客觀的事物也許是不變的，但是若我們採取不同的態度，會產生不同的觀察，從而會思考不同的前路。
有人會說：「你這太理想化了！」意思是「你太離地了。」筆者的反應是，那好！讓我們就事論事、就實事求是吧！
文化差異 積極探討
就以有關《國安法》的法律討論為例。筆者沒有經過法律訓練，但是也知道，一部法律，必定會有灰色地帶有待闡釋。若是平常心對待，可以給予時間，在實踐中逐漸摸索，很難在一瞬間得出黑白分明的結論。因此，一時間有不同或者相反的看法，應該屬於正常。不一定就是「我對、你錯」。
否則，把自己不認同的意見，一律認為是敵意，不懷好意，別有用心，就難以真正明白對方的整套法律框架和法學理念，就難以樹立積極的態度；必然以對抗收場，或者表面同意而無法消除哽在心頭的一道牆。
就事論事，就是以平常心對待差異，懷着好奇的探索之心，希望從差異之中知道更多其中的文化底蘊。而不是離開「事」本身，隨意地為另一方的觀點，帶上政治的帽子，塗上政治的色彩，又或者揣測其動機；因而採取防守或者抗拒的心態。這樣的心態，不只是不能在差異之中找到出路，更會把本來沒有對抗性質的事情，變成了張力的根源。
認為「離地」的，馬上會說，「還說不是離地？搞政治的，哪裏會有這種心態。」又或者說，「還不是理想化？你採取探索之心，對方卻是攻擊之態，怎能讓步？」這裏不是作理論探討，而是要講究實際效果。《國安法》出台已成定局，是把兩地的文化差異（例如法律觀──什麼叫法律）當成是不可逾越的鴻溝，因此讓關係更加緊張而不可解決？還是趁這個機會，創造出超越文化差異的空間？
端的，這是對於「一國兩制」有無善意的測驗。鄧小平說的「馬照跑、舞照跳」，就含有這個意思（須知在那個年代，這在內地都是被認為不健康的）。習近平在香港說的「求大同、存大異」，恐怕也是這個意思。常有人說「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現在就是塑造這種「前例」的時候。北京有官員說，「沒有把泛民當作假想敵」，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若認為香港與內地沒有調和的餘地，不假思索就不承認差異，認為只有敵意，勢不兩立，那就不會靜心去了解差異。於是只有「獨立」、「癱瘓」、「攬炒」，就變成了「唯一出路」。試想，哪一種思路，哪一種心態，能真正為香港尋找出路？
就事論事，就是避免把沒有政治含義的事情，勉強加以政治解讀。避免把本來是尋找出路的機會，看成是政治鬥爭的戰場。
任意揣摩 自縮空間
實事求是，就是避免把沒有發生的，當成已經發生；避免把可能發生的，當成一定發生；避免把在中國內地發生的，當成一定會在香港發生。現在對於《國安法》的解讀，許多都是想當然；然後又把這些想當然的解讀，當成是出發點，再無限擴大。
比如說，「言論自由」。現在很多議論，關注是否可以允許提「香港獨立」、「光復香港」等，那是法律需要研究的。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會影響我們的言論自由？實事求是，香港的言論自由空間，還是非常大的。
不能把沒有受到威脅的，當成是已經受到威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身在香港的，應該積極塑造我們的言論自由的空間，而不是自我縮小。
比如說，有人提出「是否不能夠批評（香港）政府？」這樣的問題是沒有理由的，香港現在天天有人在罵政府，與國家安全毫無關係。也有不少學術界的討論，在研究「是否還有學術自由？」當然可以討論，但是也有學者表示，繼續會研究中國，而不會計算研究會有什麼結果；這是香港學者當然的態度。這些學術空間，是香港學術界自己去塑造的，而不是去揣摩會有什麼政治壓力。說到底，香港的學術自由，也應該是香港的優勢，不然香港的大學不會有全球性的地位。
現在有國際媒體的文章，警告其他國家的學者，不要與香港學術界交往。也是想當然的把揣測無限放大。香港也有些言論，把「國家安全」的含義，沒有限制地延伸到香港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環節。在這「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也許難免，但絕對不是一種可取的走向。
教育問題 切忌錯判
實事求是，就是避免把任何事都無限放大；把小範圍的事，說成是全面遍及；把少數的事例，當成是普遍的現象。
這裏難免要為「教育是重災區」喊一下冤。整個命題：（一）學生的「抗爭」行為，歸咎於教師，理由是學生的表現，當然是教師負責。（二）教師的政治表現，歸咎於他們是教協會員，而教協是反對勢力的據點。（三）教師之影響學生，是通過「通識」；而通識的內容，都是反華反共。每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第一，只是有限的少數案例，就認為是整個教育界，甚至「教育制度」都有問題。第二，每一個命題的出現，都是靠猜想代替邏輯推理。本文不打算全面的討論，簡單來說，學生的表現，有社會與媒體的影響，教師很少嘗試左右學生的政治取向；教協是一個職工會，不是政黨；教師參加是為了職業權益，而不是遵從教協的「黨性」；通識的教材與教法，百花齊放，不能以偏概全。
這樣說，不是為教育界辯護，而要是判斷錯誤，就不能對症下藥，就無法改變現狀，也會打擊了教師的大多數。最近有校長說，目前學校正在遭受「兩種方向相反的『文化大革命』」。就如上文所說，假如不把教育界看作整頓對象（有媒體是這樣提的），而是信任教育界，讓教育界在新的形勢下，積極建立新常態。那不是更好嗎？
實事求是，當然最基本的，是不說謊話。沒有實證的，不當真相。不知道的，就不要裝作知道。自己做過的事情，就要承認。明知錯了的，就該認錯。最近有論者認為：「不要讓校園受到政治力量影響，讓師生可以安心教學」。真好！很多校長問：「是誰首先把政治力量引入校園？」
政治進入校園，已經是無法逆轉的事實。但也沒什麼可怕！社會影響的早齡化，已經是學生學習生活的大趨勢。現在擺在教育界面前的挑戰，是如何讓我們的學生，作為新的政治形勢下的積極學習者。首先也是讓學生實事求是、完整地、不求表面地認識國家，認識香港與國家的關係，認識個人與國家的關係。這是需要長期才能達到的目標，也要實事求是，避免當成是可以一蹴即就的任務。
總的來說，香港無疑是進入了一個新的形態。是喜？是憂？端的在於我們現在的努力。採取積極的態度，壞事可以變好事，現在正是參與探討和建設香港新常態的時候。太樂觀了嗎？難道悲觀更好？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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