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年開始了，新冠肺炎的疫情依然反覆，而香港的命運又連結到國際博弈的戰場，狂風惡浪翻江倒海而來，內外交困，前途未卜，社會運動也陷入了出乎意料之外的被動狀態。
由「佔中行動」開始，不乏有心人關注抗爭的倫理問題，例如違法達義、以暴抗暴、當場私了、「和」「勇」關係、應否設「大台」、抗爭文宣的真確性及立法會泛民議員應否延任等。然而動員中學生罷課、跨年齡無差別地號召網民參與抗爭行動的正當性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本文嘗試以教育工作者的觀點提出一些值得正視的情況，希望有心人──尤其是關注青少年成長的人士，嚴肅地檢討抗爭運動的相關原則和策略，讓正義的行動得以問責規管，無愧初心，繼而珍惜民氣，沉澱民粹的躁動，迴避道德的黑點，保護踐行公義的種子隊。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註1）這是汪精衛1910年所作絕命詩的其中四句。他身為革命黨中堅份子，不忍徒負虛名，於是行刺清朝的權貴以明其志，結果事敗被判死刑。寫這首詩的年頭，他是個27歲的「少年」，後來僥倖獲得赦免，演出下半生的傳奇。
之後一年，參與黃花崗起義的林覺民殉國了，當時他24歲，是個已經成家立室，身為人父，有一番人生經歷卻更年輕的「少年」。
比他早幾年殉國，留下「秋風秋雨愁煞人」那句哀嘆的秋瑾，就義當年32歲。按汪精衛的說法，心存天下，剛毅勇決者，仍是個「少年」。
此外，孫中山於1894年在檀香山設立興中會，剛好28歲。
毛澤東在1919年創立《湘江評論》議論時政，宣傳馬列主義，時年26歲。後來他在一首詞裏憶述當年氣象，說「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註2）沿用傳統「少年」之義，指青春有所作為的歲月，而並非今日通用的意思。
這些風雲人物的風雲歲月，其實都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後才展開。
「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
據統計，參與黃花崗起義的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齡約29歲。他們都是投身社會多年的骨幹份子，深切體會那個封建皇朝的末代滄桑，為自己的生命選定了殉國就義的成全方式。
進入民國時代，針對政府喪權辱國的五四運動以大學生為主導。以當時的社會狀況而言，他們都是踏足社會之前的成年之輩，亦為學界的菁英。
回顧上述在國運艱危之際改變歷史的人物，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對政局衰頹和世途坎坷都有深切的感悟，而所作出的人生抉擇都是成熟而充分自覺的。
反觀香港過去一年，因為參與抗爭運動而被捕的總人數已超過10000人，未成年的學生約佔兩成，為數不少，而最年輕的，竟然只有11歲。從新聞報道所見，未成年的學生在運動高峰期的參與程度非常觸目，需要校方安排人手特別處理，甚至要教育局介入，作出相關的指引。
促進社會進步的改革或抗爭行動因為要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本來是成年人的應有責任。未成年的學生連自理能力還有待培養，他們的心智根本不足以應付抗爭的場面，應該受到充分的照顧和保護。可惜抗爭行動的策劃者對過去一年這樣的反常情況似乎未有充分的警覺，甚或有意無意間以之作為批判暴政的依據。如今到了抗爭的緩衝期，整體社會，包括當權者、執法者、抗爭者、家長、教師、社工、傳媒和心理輔導等，必須以關顧港人命運的初心，正視未成年參與者所付出的成長代價。
孫中山在建立開明政體遇上種種挫折之時，訂立《建國方略》，提出「知難行易」的說法（註3），針對傳統「知易行難」的道德倫理思考。他主張「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他認為「以行致知」這種先行其事、後知其理的想法，有利於革命事業在屢遭挫敗之時提振團隊的士氣。然而，我們必須小心，這種以凝聚力量作為目標的策略思維，如果沒有理性的制約，極可能變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4）的傳統功利主義政策。
由「佔中行動」至「反送中運動」，許多社會人士或由不具名者建立的抗爭組織都號召或默許未成年的學生參與其事。究竟一般學生對有關事項的爭議有多少認識？對抗爭的大局有什麼憧憬？對行動的方式有沒有異議？對參與抗爭要承受的風險有多少理解？
難道我們真的接受「先行其事、後知其理」的想法，讓這一代的少年介入高危的抗爭運動嗎？
為什麼要18歲？
為什麼18歲才可以投票？
為什麼18歲才可以喝酒？
為什麼18歲才可以結婚？
為什麼18歲才可以駕駛汽車？
為什麼18歲才可以當兵打仗？
為什麼18歲才可以簽署法律文件？
為什麼18歲才可以做投資買賣？
為什麼不可「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
為什麼要訂立「保護婦孺條例」？
……
年齡只是個折衷的規定，主要的考慮其實是一般人接受的「成熟」程度。
抗爭是以正義為理據，以激情為動力，對當權者有所制約的行動。抗爭者在現場的狀態實在非比尋常。更有甚者，如果我們留意在過去一年的抗爭行動裏，被捕而判有罪的辯方所提出的求情理由，可以肯定有些參與其事的青少年在心智和個性發展上正在接受相關的輔導或治療。他們本來就應得到更多的關懷照顧。在抗爭的語境和處境裏，他們面對的衝擊和風險都比一般人高。面對這些令人難過的事實，如果抗爭運動持續下去，我們還要號召未成年的學生放下書包，背負本來屬於成年人的使命走上街頭嗎？
國共兩黨的啟發
翻開歷史，我們看到一些很有參考價值的事例：
1941年抗日戰爭期間，全國註冊的「童子軍」近14萬人，參加戰時服務的1萬5千餘人，多數是其中較年長的。他們「或奔馳運輸，或忙於救護，或護送難民，或勸募捐輸，或慰勞救濟……」（註5）。其餘的，多參加如寒衣募捐、宣傳勞軍、收集銅鐵等活動，在後方履行保家衛國的責任。
而在共產黨的解放區裡，「抗日兒童團」的任務是：「站崗放哨查路條、偵察敵情送情報、抓住漢奸不放鬆、抗戰家屬來慰勞、掃除文盲要努力、學習生產呱呱叫。」（註6）
原來抗戰期間，國、共兩黨都不允許未成年的身影出現在漫天烽火的前沿地帶！
小結：
秋瑾給後人留下一首豪氣干雲的詩篇，其中兩句是：「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註7）。「珍重」二字叮嚀周至，意味深長。儘管我們有替天行道的理由，但總有些東西要珍惜，有些原則要堅持──要造就明天，就得好好保護我們的新生代。踐行公義是成年人的天職，絕對容不下半點任性。當然，更不能以神聖的的理由，讓他們因為激情而墮入任性的陷阱。
註釋：
註1：汪精衛〈被逮口占〉
註2：毛澤東〈沁園春‧長沙〉
註3：「知難行易」
註5、6：〈全民抗日丨民國兒童如何為抗日而奮鬥？〉
註7：秋瑾〈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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