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蔓延至美國後,我們發現美國政府對抗疫情的策略,與香港所採取的策略截然不同。作為香港人,我們很容易先入為主,覺得香港做得比美國好,因為香港的措施做得比較嚴謹,而美國則做得相對粗疏;但想深一層,我發覺這兩種措施是基於對疫情有不同的估計,措施的正確與否,亦視乎哪一方對形勢的估計,最後更符合實際情況。
簡單而言,香港的措施是企圖禦敵於門外,即調動重兵駐守第一條防線,以避免香港人受到外來的感染。而美國則認定第一條防線是守不住的,所以他們不打算在第一條防線作太多無謂的犧牲。他們認為病毒遲早會在美國擴散,政府沒辦法防止美國人受感染,所以只能退而求次,改為集中力量去減少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數。
由於美國政府作了這樣的取捨,所以他們不怎樣計較人民會否受感染。他們知道口罩一定不夠供應,為了免人民因買不到口罩而恐慌,所以乾脆叫人民有病才戴口罩,沒病就只須勤些洗手,不一定要非戴口罩不可。
美國眼見,大多數被感染的人都症狀輕微,可以不治而癒,所以只叫那些只似患了感冒,尚未發展成肺炎的人留在家裏休息,連醫生也不一定要看。這樣,美國政府才可以集中力量去救治那些病重的人。
為了節省資源,美國疾控中心向醫療系統提供的核酸測試劑非常有限;因為他們根本不着意有多少人已受感染。不作測試,就沒法確診;未算確診,就不用隔離,亦不用去追蹤為數不少的與被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的人。以美國本身就相對緊絀的醫療經費,根本沒有條件採取與香港一樣的隔離措施。
其實單是這一季,在美國因流感而死亡的人已超過15000人,而因新冠肺炎而死的美國,至今仍不足30人。難怪美國覺得疫情並不重要,沒有必要為此而採取太多會妨礙經濟日常運作的措施。
而香港的疫情則不一樣,一方面民間對沙士猶有餘悸,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又想透過做好防疫工作來重建自己的威信,所以會不惜成本,亦要把疫症擋於門外。結果特區政府封閉了大部分香港的陸海交通,又令所有學校停課至4月,還要求市民盡量不要外出,不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令整個城市處於半停頓狀態。長此下去,即使香港的疫情得到控制,香港的經濟亦沒法支持這麼多人在香港生活。
再者,萬一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還演變成一種風土病,每隔幾年就流行一次,那香港遲早會被病毒攻陷,導致今天的努力變成前功盡廢。屆時,香港可能只好選擇行美國一樣的策略。因此,現階段尚未能判斷究竟美國的防疫方式好,還是香港的方式好,關鍵要看疫情在全球怎樣演變。
社會正常活動 不可長期停頓
企圖拒敵於門外,是香港抗疫的主要構思。由這套思維指引下而制訂出來的政策能否成功,關鍵是我們對疫情的評估有沒有出差錯。但很明顯,疫情在全球的發展與我們原先的估計,很不一樣。沙士期間行得通的策略,今次未必行得通。政府必須為替代方案作好準備。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雖然比沙士低,但傳染能力卻遠高於沙士,原因是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人,不一定有病徵,令他們可以在不被覺察的情況下,到處去感染其他人。香港的抗疫方法是:(i)不許可能已被感染的人入境;(ii)找出可能會傳播病毒的人,然後把他們隔離開來。這套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源頭堵截。但現在源頭不易察覺,我們於是寧枉莫縱,把阻撓與隔離對象擴大到所有可疑分子,並設法製造一個不容可疑分子有機會傳播的社會環境。
我們關閉了部分海陸交通關口;不容疫情擴散得比較嚴重的地方的人入境;鼓勵市民在家工作,盡量不要出外活動,最好不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連搭電梯也視作高危活動;大型的會議、展覽、體育比賽都被叫停;連出外用膳與消費,都被視作對疫情缺乏警惕的行為。如果依足這樣的標準去做的話,我們日常的生活與經濟生產都會進入半停頓狀態。
如果新冠肺炎的疫情如沙士一樣,只持續到年中,之後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那我們應該可以撐得過去;但近期疫情在港外地區擴散得很快。已很難寄望疫情在三幾個月內就消聲匿跡。因此,我擔心即使香港有能力把入侵香港的病毒完全消滅,亦沒法避免不斷有外來的病毒入侵。難道我們就一直維持半封關狀態,不進行正常的社交與商業活動嗎?
禦敵於門外,原先只是一種緩兵之計,希望等特效藥或疫苗可以快速研發出來,屆時嚴謹的防疫措施就可以放鬆一些,讓社會可以恢復正常運作。然而,特效藥與疫苗的研發需時,而且還要經過動物實驗與長時間的人體臨床試驗,才可以獲准作普及應用。起碼要等一至三年,才可以產生實際效益。屆時,香港的經濟能否回復舊觀,機會相當渺茫。
我這樣悲觀的原因,是大部分商業機構都不可能在現時這樣嚴謹的防疫措施下生存。市民留在家裏不出來活動的結果,首先的生產力下降,繼而資金鏈會斷裂,不少公司可能很快就會倒閉。
我認識不少商界朋友,經此一役,可說已血本無歸,只餘下半生也沒法清還的債。他們名下的企業,原先多多少少可以為香港提供一些就業機會,現在他們自己也沒有信心何時可以再戰江湖,可能連老婆也得重新出社會工作。若果政府沒有第二階段相對温和一點的抗疫措施,將會有更多的企業成為犧牲品。香港社會的元氣將不容易恢復。
禁食野味能阻疫症發生嗎?
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後,就有意見認為,這可能與中國人嗜食野味的習慣有關,因為新冠肺炎病毒的天然宿主就是蝙蝠。有人於是大力在傳媒上鼓吹,要求中國政府立法禁止民間長期存在的食野味行為。
我起初以為,中國政府不一定會接受這種意見。因為這種意見多少帶點辱華的味道,認為中國人嗜食野味是一種不文明的行為。再者,從科學的角度來看,禁食野味對阻止疫症發生作用有限。因為疫症的出現源於病毒出現異變,以致可以在人體內繁殖。否則,吃了蝙蝠也不會染病。另一方面,家禽與家畜身上的病毒也會變異,禽流感就是一個例子。難道以後我們連雞鴨鵝都不食?
然而,人大常委會今次卻受這類欠全面的意見影響,於2月24日正式立法通過全國禁食野味。我個人不嗜食野味,卻覺得這樣立法概念不清,擾民而未必有效果。
其實,若以野生動物就是野味來作定義的話,我們平時吃的魚蝦,亦有不少可視作野味。而全球仍有不少地方的土著,至今仍以打獵為生,他們吃的可謂全是野味。可見食野味不會違背自然法則(即天道),只是不符合人類自己訂定出來的法律罷了。
人類已有逾100萬年的歷史,畜牧業與農業是近13000年才出現的事情,人類有九成九的日子都是靠打獵與採集維生的,吃的全是野味,人類可以說是靠食野味長大的。中國人主張「慎終追遠」,我們不應隨便否定我們祖先走過的日子。
以色列歷史學者哈拉瑞在他寫的《人類大歷史》一書中指出,人類在狩獵時代,無論是在體力與腦力上都發展得不比今天差。他們跑得快,游得遠;善於觀察四周環境,懂得觀星象,測天氣。他們知道獵物的生活習慣,知道什麼可食,什麼不可食。他們趨吉避凶的能力遠比今天的人強。若果世界出現自然大災難,食野味年代的人類一定比今天的人更有存活的機會。
此之所以,近年西方興起野外求生鍛煉,其中一項主要內容就是要敢於食野味。有些注重人文教育的學校,近年亦為學生加入類似的訓練。他們除了想鍛煉學生的求生意志外,還想透過讓學生重蹈祖先走過的路,以對人類文明有更深刻的體會。真不明白,為何人家都開始學習食野味了,我們卻還要搞禁食野味?禁了就真的有防疫作用嗎?
其實,所有生物身上都有大量細菌與可演變成病毒的原生質存在。人類只是整個自然界共生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把自己從這個共生系統中隔離出來,只會令自己更不容易活下去。人類的DNA需要透過與病毒接觸,才能學會如何應付病毒。而病毒亦需要透過與人類接觸,才可以了解人類,並作出自我調節,以達到相互適應共同生存的效果。地球上的生物千萬年來都是這樣走過來的,人類看來仍得跟着走。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