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蔓延至美國後，我們發現美國政府對抗疫情的策略，與香港所採取的策略截然不同。作為香港人，我們很容易先入為主，覺得香港做得比美國好，因為香港的措施做得比較嚴謹，而美國則做得相對粗疏；但想深一層，我發覺這兩種措施是基於對疫情有不同的估計，措施的正確與否，亦視乎哪一方對形勢的估計，最後更符合實際情況。
簡單而言，香港的措施是企圖禦敵於門外，即調動重兵駐守第一條防線，以避免香港人受到外來的感染。而美國則認定第一條防線是守不住的，所以他們不打算在第一條防線作太多無謂的犧牲。他們認為病毒遲早會在美國擴散，政府沒辦法防止美國人受感染，所以只能退而求次，改為集中力量去減少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數。
由於美國政府作了這樣的取捨，所以他們不怎樣計較人民會否受感染。他們知道口罩一定不夠供應，為了免人民因買不到口罩而恐慌，所以乾脆叫人民有病才戴口罩，沒病就只須勤些洗手，不一定要非戴口罩不可。
美國眼見，大多數被感染的人都症狀輕微，可以不治而癒，所以只叫那些只似患了感冒，尚未發展成肺炎的人留在家裏休息，連醫生也不一定要看。這樣，美國政府才可以集中力量去救治那些病重的人。
為了節省資源，美國疾控中心向醫療系統提供的核酸測試劑非常有限；因為他們根本不着意有多少人已受感染。不作測試，就沒法確診；未算確診，就不用隔離，亦不用去追蹤為數不少的與被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的人。以美國本身就相對緊絀的醫療經費，根本沒有條件採取與香港一樣的隔離措施。
其實單是這一季，在美國因流感而死亡的人已超過15000人，而因新冠肺炎而死的美國，至今仍不足30人。難怪美國覺得疫情並不重要，沒有必要為此而採取太多會妨礙經濟日常運作的措施。
而香港的疫情則不一樣，一方面民間對沙士猶有餘悸，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又想透過做好防疫工作來重建自己的威信，所以會不惜成本，亦要把疫症擋於門外。結果特區政府封閉了大部分香港的陸海交通，又令所有學校停課至4月，還要求市民盡量不要外出，不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令整個城市處於半停頓狀態。長此下去，即使香港的疫情得到控制，香港的經濟亦沒法支持這麼多人在香港生活。
再者，萬一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還演變成一種風土病，每隔幾年就流行一次，那香港遲早會被病毒攻陷，導致今天的努力變成前功盡廢。屆時，香港可能只好選擇行美國一樣的策略。因此，現階段尚未能判斷究竟美國的防疫方式好，還是香港的方式好，關鍵要看疫情在全球怎樣演變。
社會正常活動 不可長期停頓
企圖拒敵於門外，是香港抗疫的主要構思。由這套思維指引下而制訂出來的政策能否成功，關鍵是我們對疫情的評估有沒有出差錯。但很明顯，疫情在全球的發展與我們原先的估計，很不一樣。沙士期間行得通的策略，今次未必行得通。政府必須為替代方案作好準備。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雖然比沙士低，但傳染能力卻遠高於沙士，原因是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人，不一定有病徵，令他們可以在不被覺察的情況下，到處去感染其他人。香港的抗疫方法是：(i)不許可能已被感染的人入境；(ii)找出可能會傳播病毒的人，然後把他們隔離開來。這套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源頭堵截。但現在源頭不易察覺，我們於是寧枉莫縱，把阻撓與隔離對象擴大到所有可疑分子，並設法製造一個不容可疑分子有機會傳播的社會環境。
我們關閉了部分海陸交通關口；不容疫情擴散得比較嚴重的地方的人入境；鼓勵市民在家工作，盡量不要出外活動，最好不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連搭電梯也視作高危活動；大型的會議、展覽、體育比賽都被叫停；連出外用膳與消費，都被視作對疫情缺乏警惕的行為。如果依足這樣的標準去做的話，我們日常的生活與經濟生產都會進入半停頓狀態。
如果新冠肺炎的疫情如沙士一樣，只持續到年中，之後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那我們應該可以撐得過去；但近期疫情在港外地區擴散得很快。已很難寄望疫情在三幾個月內就消聲匿跡。因此，我擔心即使香港有能力把入侵香港的病毒完全消滅，亦沒法避免不斷有外來的病毒入侵。難道我們就一直維持半封關狀態，不進行正常的社交與商業活動嗎？
禦敵於門外，原先只是一種緩兵之計，希望等特效藥或疫苗可以快速研發出來，屆時嚴謹的防疫措施就可以放鬆一些，讓社會可以恢復正常運作。然而，特效藥與疫苗的研發需時，而且還要經過動物實驗與長時間的人體臨床試驗，才可以獲准作普及應用。起碼要等一至三年，才可以產生實際效益。屆時，香港的經濟能否回復舊觀，機會相當渺茫。
我這樣悲觀的原因，是大部分商業機構都不可能在現時這樣嚴謹的防疫措施下生存。市民留在家裏不出來活動的結果，首先的生產力下降，繼而資金鏈會斷裂，不少公司可能很快就會倒閉。
我認識不少商界朋友，經此一役，可說已血本無歸，只餘下半生也沒法清還的債。他們名下的企業，原先多多少少可以為香港提供一些就業機會，現在他們自己也沒有信心何時可以再戰江湖，可能連老婆也得重新出社會工作。若果政府沒有第二階段相對温和一點的抗疫措施，將會有更多的企業成為犧牲品。香港社會的元氣將不容易恢復。
禁食野味能阻疫症發生嗎？
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後，就有意見認為，這可能與中國人嗜食野味的習慣有關，因為新冠肺炎病毒的天然宿主就是蝙蝠。有人於是大力在傳媒上鼓吹，要求中國政府立法禁止民間長期存在的食野味行為。
我起初以為，中國政府不一定會接受這種意見。因為這種意見多少帶點辱華的味道，認為中國人嗜食野味是一種不文明的行為。再者，從科學的角度來看，禁食野味對阻止疫症發生作用有限。因為疫症的出現源於病毒出現異變，以致可以在人體內繁殖。否則，吃了蝙蝠也不會染病。另一方面，家禽與家畜身上的病毒也會變異，禽流感就是一個例子。難道以後我們連雞鴨鵝都不食？
然而，人大常委會今次卻受這類欠全面的意見影響，於2月24日正式立法通過全國禁食野味。我個人不嗜食野味，卻覺得這樣立法概念不清，擾民而未必有效果。
其實，若以野生動物就是野味來作定義的話，我們平時吃的魚蝦，亦有不少可視作野味。而全球仍有不少地方的土著，至今仍以打獵為生，他們吃的可謂全是野味。可見食野味不會違背自然法則（即天道），只是不符合人類自己訂定出來的法律罷了。
人類已有逾100萬年的歷史，畜牧業與農業是近13000年才出現的事情，人類有九成九的日子都是靠打獵與採集維生的，吃的全是野味，人類可以說是靠食野味長大的。中國人主張「慎終追遠」，我們不應隨便否定我們祖先走過的日子。
以色列歷史學者哈拉瑞在他寫的《人類大歷史》一書中指出，人類在狩獵時代，無論是在體力與腦力上都發展得不比今天差。他們跑得快，游得遠；善於觀察四周環境，懂得觀星象，測天氣。他們知道獵物的生活習慣，知道什麼可食，什麼不可食。他們趨吉避凶的能力遠比今天的人強。若果世界出現自然大災難，食野味年代的人類一定比今天的人更有存活的機會。
此之所以，近年西方興起野外求生鍛煉，其中一項主要內容就是要敢於食野味。有些注重人文教育的學校，近年亦為學生加入類似的訓練。他們除了想鍛煉學生的求生意志外，還想透過讓學生重蹈祖先走過的路，以對人類文明有更深刻的體會。真不明白，為何人家都開始學習食野味了，我們卻還要搞禁食野味？禁了就真的有防疫作用嗎？
其實，所有生物身上都有大量細菌與可演變成病毒的原生質存在。人類只是整個自然界共生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把自己從這個共生系統中隔離出來，只會令自己更不容易活下去。人類的DNA需要透過與病毒接觸，才能學會如何應付病毒。而病毒亦需要透過與人類接觸，才可以了解人類，並作出自我調節，以達到相互適應共同生存的效果。地球上的生物千萬年來都是這樣走過來的，人類看來仍得跟着走。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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