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政改的一線希望

政改第二輪諮詢在即，泛民揚言將會杯葛諮詢和在立法會否決任何基於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特首普選方案，香港政制在2017年原地踏步似乎已成定局。雖然如此，我最近仍然提出一個以名單投票和由市民守尾門為要素的普選方案；我希望在本系列文章解釋說明一下：第一，為什麼我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為這次政改尋求出路；第二，為什麼我提出這樣的一個方案。

記得早在2013年政改正式諮詢開始之前，我曾經和一些政界的朋友談及這次政改，其中我提到，雖然這次政改的困難度極大，但是，只要前面仍有一線希望，我們便不應放棄。到了今天，幾經風雨，我們身處後佔中時期，但是，我還是選擇相信：只要前面仍有一線希望，我們便不應放棄。

為什麼？在這裏我要從我在港大唸書的日子談起。當時是70年代後期，中國文革的浩劫剛剛結束，港大學生會高舉「認中關社」的旗幟。我還記得在學生刊物上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苦難的中國有明天〉，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從小喜歡讀歷史，包括世界史、中國史。相信所有研讀中國近現代史的朋友都會有同感，就是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到文革結束的130多年，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多災多難的，幾乎沒有活過什麼好日子。這麼苦難的中國的明天在哪裏？當時年輕的我沒有答案。

一國兩制與中國社會主義

到了今天，中國改革開放初見成效，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不錯的成績，民生得到改善，雖然社會和政治、法律體制的問題仍然很多，不容易在短期內解決，也沒有明顯的妙法良方。至於香港，已經回歸祖國17年，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維持了原來的經濟、社會和法律制度的一些優點，並從殖民地演化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在鄧小平的宏觀構想中，一國兩制不但有利於中國（包括港澳和台灣地區）的和平統一，而且有助於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到了今天，我仍然相信，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包括香港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民生的改善和民主的發展，將是港人對中國的現代化和走向富強和民主的一點貢獻。港人與內地的同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榮辱與共。

因此，我認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逐步實現政制的民主化，實現《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選的最終目標，不但是香港的事，也是整個中國的事；不但對港人有意義，對整個中華民族也有意義。試想，如果在香港實現行政長官由全體永久性居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這無疑將是中國境內的一個壯舉，香港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範圍內第一個實現普選行政首長的城市，這將是港人的驕傲，全國國人也將為香港感到驕傲！

中間方案易通過

正因如此，我曾經在這次政改的較早階段提出一個中間的折衷方案，希望中央和泛民人士都予以考慮，很可惜未能如願以償。中間方案難以獲得接受，正因為它在制度設計上是中間的方案，中央和建制派會覺得它過於開放，泛民則覺得它過於保守。

但是，邏輯地說，任何有機會獲得通過的方案都很可能是中間方案，即雙方作出妥協和一定程度的讓步的產物，因為如果一個方案不是中間方案而完全傾向於兩方的其中一方，對方是完全不會接受的。而如果雙方對中間方案都不感興趣，那麼政改便必然失敗。毋庸諱言，雙方的每方都有部分人士其實是不希望特首普選得以落實的，所以他們會堅持自己的方案，不作任何讓步，對方否決這個方案，便正中其下懷。

我最近提出的政改方案是一個中間方案，它一方面按照人大8.31決定所訂立的框架來設計，另一方面盡量引進較為開放和民主的成分。由於根據8.31決定，特首的提名委員會的設計須按照現有的選舉委員會來進行，選舉委員會大規模民主化的空間不大，所以我提出的方案的着墨點在於提名委員會產生候選人的兩階段程序和名單投票制，以及市民普選時採用體現由市民守尾門原則的白票機制，這兩方面將在下文說明。

政改的出路三之一

原文刊於橙新聞，獲作者授權發表。

陳弘毅

香港大學法學學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1984年獲香港律師資格，並開始任教於香港大學法律系。1993年起任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後來曾擔任系主任、院長，並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著有《香港法制與基本法》、《香港法律與香港政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導論》（英文版）、《法治、啟蒙與現代法的精神》、《法理學的世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治軌跡》、《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法治、人權與民主憲政的理想》、《西方文明中的法治和人權》等書及中英文論文百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