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饒戈平：一國兩制解決兩大政治難題|本社編輯部

專訪饒戈平：一國兩制解決兩大政治難題

採訪：文灼非　整理：曾紹樑　攝影：文灼峰

香港的管治，應該是中央代表國家進行管治和香港高度自治相結合，兩者都應該重視。… Continue reading

北京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饒戈平教授的新書《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以下簡稱《與時偕行》）6月14日在香港舉行新書發布會。發布會舉行前，饒教授接受本社記者訪問，以下為訪問主要內容。

念念不忘知青歲月

71歲的饒戈平教授，儘管已從北大退休，但仍然擔任一些職務，訪問由饒戈平教授的「知青情結」說起：

記：本社記者饒：饒戈平

記：饒教授，您退休了，還在做研究嗎？

饒：還在做一些研究、仍在擔任一些職務，例如北大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等，有些職務很快就要交給年輕人了。

我的知青情結比較重。如果有時間的話，我想對知青階段的歷史作出多些關注，我家裏的藏書中，知青的書籍和資料比較多。

記：可以寫一本大書嗎？

饒：我沒有寫書的打算，我只想搞清楚一些問題，所以希望把思路理一理：一個兩千萬人的青年群體，在一個特定的時代，走上了一條不尋常的路，這條路從他們踏上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他們畢生的命運，可以說，他們中的多數，從走上這條路開始，就被社會邊緣化了，不僅他們這一代延續着，直到終老，而且影響下一代。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小插曲，儘管我下鄉只待了十年，卻用一輩子去體會它、紀念它，這個情結很重。來往最多的朋友，不是工作的同事，卻是當年插隊的戰友，但他們多數處於社會下層，付出了代價。

記：您還是比較幸運的，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饒：是幸運，但我也以知青出身為榮，覺得我是知青出身，不但不會迴避，我更希望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後代能夠記得，在中國歷史上，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這麼一代人，經歷了這樣的生活，我們不希望這樣的歷史重演。

記：您可以寫一點回憶文章。

饒：對，小文章可以寫一寫，至於大部頭的著作，看情況再說吧！

記：那時您在哪裏插隊呢？

饒：在黑龍江的農場，很冷的地方，冷到不可想像，攝氏零下40度！手不能碰金屬，碰一碰會掉一層皮！

沒有一國兩制難言和平回歸

記：《與時偕行》這本書翻了一下，讀了第一篇文章〈一國兩制──從理論到實踐〉。1997年的文章，已經預視了一國兩制的發展，提綱挈領，很有意思。22年過去，重看文章，又結集成書出版，您有何感想呢？

饒：我是打心底裏認為一國兩制是一個非常好的政治構想，因為它解決了兩大政治難題，一是怎樣能夠保證香港的和平穩定，保證中國能夠順暢的恢復行使主權，用什麼方式適合？再一個是回歸後的香港怎樣適應？這兩個問題其實沒有確定的、固定的答案，前面的一個問題，是要保證以最小的代價，讓英國人同意，讓香港社會、市民放心地回歸中國，由中國來行使主權。所以，可以說，沒有一國兩制，就沒有香港的和平回歸、順利回歸。我們國家用最小的代價，沒有動用軍隊，沒有用一槍一炮，沒有流血，保證了一個在英國治理下他們認為最成功的一個地區能夠回歸中國，這一點在非殖民化史上是值得大寫一筆的。

更重要的是如何治理回歸後的香港，其實這是比回歸更艱巨更複雜的任務。鄧小平先生作了一個設想，就是允許個別地區實行與內地不一樣的制度，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維護國家的領土，另一方面是為了保證回歸以後領土的持續穩定繁榮。在我看來，鄧小平這一代領導人看得很清楚，香港的繁榮穩定，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回歸以後要保持這種繁榮穩定，便要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說，因為回歸而令香港的繁榮穩定受到影響、資本主義發展受到挫折，我想這不是一國兩制的目的所在。所以，無論當年還是現在，我認是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制度安排。今天來看，實施一國兩制的複雜性、艱巨性，可能會超出當初的預期。

對香港來說，一國兩制是第一次，對國家來說也是第一次，特別是在兩種不同制度下，帶有一些深層次、結構性的矛盾：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央政府，如何管治一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固然有授予她高度自治和保留她原有的制度，但中央的責任是什麼呢？中央的權利有哪些？如果把中央的權利同香港的高度自治能夠結合起來，我想「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制度與制度的聯繫，中央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權之間的關係，是一國兩制實施中，最核心、最複雜的問題。在我看來，香港正處於一個更好適應憲政秩序轉變的轉型期，對中央來說，也處在一個不斷總結經驗、提高認識，更好地實施一國兩制的過程。

只強調高度自治不全面

我感到欣慰的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這一屆中央，總結了港澳回歸逾20年的經驗和實踐，提出了很重要的指導思想，即我們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地實施一國兩制，這對香港好、對澳門好，對國家也好。還有另外一點要強調，就是實施要全面和準確，也就是說，必須有正確的方向。我經常用一個比喻來說明：一國兩制不是一條在大海中自由漂泊的小船，漂到哪兒算哪兒；它是一艘巨輪，它應該有明確的航向、有確定的航線、有正常的舵手，特別是這個舵手，是誰呢？香港的實踐證明，光依靠「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恐怕不足以保障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它應該有個舵手在掌握。這個舵手是一國兩制的制定者、實施的主導者，他肩負着掌控一國兩制發展方向的職責，所以，提出這一點我認為非常好，我個人認為這是習近平的一個綱領性、全局性的思想。我想可能今後一個時期，成為國家對港澳工作的重要指導思想。

記：從1997至2003年，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很順利，但2003年「沙士」（SARS）後，香港出垷50萬人遊行，之後我們看到，中聯辦開始比較積極參與香港事務，這會不會令香港人覺得「一國」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兩制」不像1997至2003年般互相尊重，2003年彷彿是分水嶺？

饒：我覺得對香港的管治，不能僅僅看成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站在國家權益的角度看，香港的管治，應該是中央代表國家進行管治和香港高度自治相結合，兩者都應該重視。2003年之前，強調香港「高度自治」方面更多一些，這是必要的，但這裏面也發現存在着的問題，譬如說，如何理解一國兩制？如何理解《基本法》？在香港有不同的說法，有的屬於不了解，有的則屬於曲解，甚至是錯誤的理解。比方說對於普選、對於23條立法的問題，把一些本來屬於憲制性義務的問題，把它當成是對香港人權的破壞和踐踏，把它對立起來，這就很難認為是一個正確的理解。

另外是當時的普選，回歸還未到10年，就要求全面普選，這與《基本法》規定，循序漸進最終實現普通也有所牴觸。把中央糾正香港在實施一國兩制的一些不準確、不全面的理解，說成「干預」。其實，在我看來，中央本來就有這個權利。所謂被說成「干項」的事情，是中央在行使自己本來就有的權利，不是新增的，這就涉及如何對待香港管治的問題。2003年之後十多年，包括提出要全面、準確的理解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就是這麼來的。因此，一國兩制，有高度自治，也有中央管治，是兩者的結合，不是對立、相剋的關係。很多人只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忽略了中央的管治，如果提到中央管治權，他們的理解是「只限於外交和國防」，這也是不全面的，因為《基本法》規定了12大項中央管治的權利，這在香港社會，多數人是不大清楚的。所以，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實施，一方面要全面準確的實施，這樣才能獲得方向。這個「兩點論」表明了中央在一個歷史的節點上，對於香港如何實施一國兩制指明了方向。

特首也該有成長提高的過程

記：港人治港，該找誰來治港？我們經歷了幾位特區行政長官，他們的出身有商人、專業人士、公務員，各自有不同的歷練，但無一例外的是施政困難重重。一國兩制是新的嘗試，難度很高，要找一個合適的領導人不容易，我們想聽聽您的意見。

饒：英國人管治香港逾150年，是在擁有幾百年殖民統治經驗的基礎上來管治的，所以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有自己的殖民地官員班子，而且指揮總部在倫敦，突然之間回歸中國了，我們強調港人治港，我們在香港擁有這種全局性的領袖人才嗎？這是我們良好的願望，但恐怕不現實，這樣的領袖在短時間能夠培養起來嗎？恐怕不能。所以我想，港人治港的人才，包括特首在內，也有一個逐步成長起來的過程。我姑且問一個問題：香港有能夠駕馭全局的政治家存在嗎？是誰呢？現在我們對特首有如此高的要求，是否切合實際呢？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便應該實事求是地看，我們的特首產生於香港社會，他們沒有現成的訓練當特首，他們應該有一個成長提高的過程。我們香港是否應該有更多的寬容、諒解和支持。

還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應是全球最難擔當的行政長官，因為他/她處在中央和地方之間、「一國」和「兩制」之間，他/他有特別的地位和角色，既要體現香港的利益，也要體現中央的利益，怎樣做到兩方面的平衡，這本身就是一個難題。我們應該怎樣幫助他/她來做到這一點，而不是在邊上去指摘、挑剔，稍有問題就一概否定，這個我想不是一個現實的態度。

記：2014年我們本來有機會全民普選特首，但最終未能成事，您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饒：是很可惜，泛民議員可能意識不到這個機會的珍貴性，這裏面很關鍵的，就是如何看待選舉的依據？我仔細的看過人大「831決定」，它是很符合《基本法》的，「831」決定了普選目標，同時提出了實現普選的一些程序性規則，它並沒有超出《基本法》的範圍。一個準確體現《基本法》規定的人大決定，怎麼成了一個阻礙普選實現的障礙，成了「假普選」呢？正因為一個符合《基本法》的人大決定被污蔑成了「假普選」，便失去了珍貴的機會，失去了珍貴的機會後，什麼時候可以重新開始，難度便很大了。我想香港社會要盡快找到共識，要回到《基本法》的規定上來，這樣才能夠考慮準備普選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