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坤耀教授：產能過剩是市場短期問題、新質生產力是國家長期規劃兩者互不矛盾

導讀：上文提要，各省市地方政府及香港立法會都在熱烈討論學習新質生產力，近十年在香港一度被家長奉為圭臬的STEM教育，能否撐得起新質生產力這個國家新戰略？經濟學家、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說：「港式STEM教育不行，新質生產力需要真正人文科學及全人發展，培養出大量先進人才迸發出科技的原創性。」他認為港人素來不重視的文史哲，在迸發出科技的原創性方面反為具有拓闊思維、訓練邏輯等不被看見的重要意義。

唯香港主流教育本身的視野、對STEM STEAM的理解薄弱；加上資本市場永遠青睞財來運轉的應用研究，需長期投入始見真章的基礎研究，便如同文史哲般，KPI牌面較弱。

7月8日，全港首個新質生產力展館正式開幕，向市民展示革命性的智能微工廠概念及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過程。各種高規格的新質生產力研討會也陸續在港舉行，但鮮有探討《人民日報》定為策略核心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大幅提升」。鑽研TFP逾半個世紀的陳坤耀，希望能在此深入探索三點：一、為什麼中國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仍要提升新質生產力？二，為什麼TFP不適宜作為一個國家長遠策略的終極目標或量度指標？三，新質生產力的通關要素是什麼？

時有外國專家學者質疑：為什麼你們中國產能過剩，還不斷高呼要增加生產力？那不是自相矛盾嗎！陳坤耀教授接受灼見名家獨家專訪時，氣定神閒地對曰，「此生產力非彼生產力啊。外國人不能理解中國式詞彙，將中國提倡的新質生產力（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等同於西方的生產力（Productivity），並視之為短期解決方案，絕對是錯誤解讀！」所謂要言不煩，國家指導方針向來言簡意賅，中國語言特色又精煉且一字多義，才特別容易令外人迷惑吧。

歐美堅稱中國產能過剩，消費不能承接

陳坤耀強調，中國根本不是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繼續去提高生產的「量」，而是透過長遠規劃去提升生產要素的「質」。「有少少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在世界經濟體系來講，產能過剩是不可能長期發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必然會自動進行市場調整。」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眾領袖及媒體卻經常抨擊中國產能過剩，陳坤耀指這在經濟學中並不真實，反而是促使中國尋求以新質生產力破局的大背景。

陳坤耀最記得兩會後英媒《經濟學人》對中國狂潑冷水，斷言新質生產力規劃全盤錯，中國領導人惹民怨，又指疫後絕大部分國家都是憑着消費帶動經濟成長，中國會例外就是因為你供應力太強，內銷帶不動。

在國際舞台上，拜登政府一再以國安理由修例防止中國取得美製 AI晶片及相關設備，9月初剛剛又爆出中國違規繞道進口限制級別晶片的事件。美國財長耶倫、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每次與中國會面，都是堅決表達關注中國大規模補貼電動車、太陽能電池等產業，要就不公平貿易損害本土產業作出強硬決定等。貿易戰及保護主義戰事沒完沒了，戲碼重複又重複。中國被揪住多年不放，連素來好脾氣的陳教授也連連搖頭，「這些國外言論聽久了，感覺真的好討厭。」

中國內銷疲弱的3個內在原因

陳坤耀同意中國疫後消費不振，2023年2月開關後半年市場仍然疲弱，但他不同意外國人硬指中國產能過剩，市場消化不來。他精準地指出3個不為外媒道的內在因素，首先是2019/20年間大疫症橫空出現，許多人震驚於身邊人突然感染、死亡、工作模式改變、零售及服務行業寒冬，心有餘悸。

第二是政策改變太突然，欠缺可預測性及可持續性，如金融政策、房地產市場規管。又如上海突告封城等決定，令大家疫後仍相對缺乏安全感，儘管現實中新冠高峰期已過，但大家主觀意識仍被困於新冠消費模式中，錢都攥在手裏，花得小心翼翼。「外國觀察家老是說中國人不敢消費是因為社會欠保障，缺醫少藥，但我認為這個爭論點是不成立的！儘管中國未去到歐美保障的優渥程度，但不容否認，國內社會福利及醫療保障十多年來一路在進步中，解釋不了最近消費改變。」

第三是疫情期間不能出國旅遊，代購應運而生，搶走不少生意，加上日圓匯率下跌，令日本藥妝、零食、電器甚至奢侈品等變相減價，讓這類線上跨境購物者體驗更多即時快感。陳坤耀說上述觀點鮮有人提及，但他從內行人手上獲得的第一手資料顯示：「當時內地如上海、成都等商場確曾出現人潮消失。而日本零售業者亦曾告訴我：世界不景氣，減價奢侈品賣完一水又有一水，價格永遠在低谷徘徊。」他不是不曾疑惑過，當第二水意大利、法國精品湧進來時，售價不是會拉高嗎？現實給出來的答案卻是：不會。疫情過後，代購持續。

經濟學者對於TFP計算從無共識

陳坤耀表示，內望消費市場疲軟，外望中美貿易戰持續、保護主義壁壘分明、歐美不停搬龍門圍堵中國高新科技產業如AI智能晶片、電動車等，令中國經濟突破舉步維艱，這就是新質生產力戰略23/24年出台的背景。他相信這個政策長遠可以為國家帶來嶄新局面，唯一有疑問的是：TFP全要素生產率是否適合作為一個國家長遠策略的終極目標或量度指標？理由是「經濟學家們從未曾就TFP的計算或量度方法取得過共識。」

陳坤耀斗膽提出這個論點，底氣是早在半個世紀前，他就曾以TFP作為為論文軸心，探討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新加坡、南韓）的崛起原因，「1990年代，我為了寫一篇文獻回顧論文，翻遍所有關於TFP的文獻及資料，不是說笑，我有可能是全亞洲甚至全世界最權威的TFP學者呢。」

2024年初《人民日報》指：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即TFP實現大幅提升，「這可說是一錘定音了。」好多人都有個錯覺，以為既然提出了TFP，它就該有個絕對公認的計算方式。陳坤耀笑道：「如果真的有，那就好辦事啦。但問題是這道公式從未出現過，不要說1997年我的論文刊登時，上至1957年美國經濟學家索洛（Robert Solow）及以前探討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時，下至2024我找遍世界及中國的文章，都仍未見有定論。」

以亞洲四小龍為案例，不可迷信TFP作為終極目標

陳坤耀當年縱覽了截至97年之前所有相關數據及文件後推演出：四小龍的經濟高速成長，技術革新（TFP）有着重要貢獻。例外是Alwyn Young（1995）宣稱經過他計算之後，證實四小龍的成功屬於蘇維埃模式（Soviet model），她們收穫的經濟成長全靠人力規模加投資（L＋K），TFP幾乎沒有。但陳坤耀質疑，「Alwyn Young的論點可能別有居心，就是為了將四小龍定性為蘇聯模式，不可持續，發展到90年代就要沒落了。其說法曾引起很多爭議。」

美國自由經濟學派新生代克魯格曼（Krugman）是「東亞無奇蹟」的代表人物，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先褒後貶，認為中國在近20年間將10數億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創造了人類歷史先河，隨後質疑亞洲取得了卓越的經濟增長率，卻沒有與之相稱的卓越生產率增長，推斷其增長只是資源投入的結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99年，他在著述《蕭條經濟學的回歸》（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中曾引用經濟學家、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教授的數據，再用自己的測算方法證明亞洲經濟體幾乎沒有任何TFP增長、不足以支持經濟可持續增長，引起國內學者普遍關注。

為什麼同樣是研究亞洲經濟體，卻得出兩極結果？陳坤耀解釋，因為但凡勞動力及資本投放（L＋K）都會受到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提升及生產力進步，即是質的改變。學者對如何把勞動及資本「質的提升」納入「量的增長」，有很多不同看法。如果把質作較大幅度調整，剩餘的TFP就較少。反之，如果投入資源質的調整幅度較少，TFP就較大。於是，採用何種TFP測算模型，就會出現TFP大小搖擺不定、甲看四小龍有TFP、乙看四小龍TFP接近零甚至負值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陳坤耀一直擔心新質生產力戰略以TFP大幅增長作為核心標誌的底蘊。

至於新質生產力的通關要素是什麼？人才如何能培養到位？下回大結局續談，敬請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