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文〈專訪田北俊:政府應檢討對建制派的期望〉,田議員跟我們重新詮釋上周四(18/6)33名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後的心路歷程,本文他會繼續談香港於後政改時代的前路。
整理:馬文煒
記:灼見名家記者
田:田北俊議員
記:建制派與中央的關係會否改變?
田:這個我評估不了。中央或中聯辦對自由黨,特別是我,或者我做黨魁那時候的一系列的決定,當然會有意見。例如電視牌,我們認為法理上、程序上是要給 3 個的,你不可能一言堂地以一籃子因素作出決定。即使給兩個牌,結果後來法庭判政府敗訴。中央叫我們支持行政長官依法施政,那麼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在電視牌問題上是否依法施政?如果他沒有依法施政,那麼支持他依法施政是什麼概念?如果他是依法施政的話,為何法庭會判政府輸?
一國兩制愈來愈兩極化
記:你以前說香港政治有不同的持份者,而在這兩年似乎這些持份者愈來愈不肯妥協?
田:是的,以前我說香港持份者很多,有很多老闆,我說的時候香港有工商界、收入低於$14,000的打工仔,亦有宗教、體育、婦女團體等,有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做行政長官這份工作不容易,但最近特別是在政改方案的通過過程中,引申另一個新的問題:就是為何這麼多人不支持政改方案,而支持泛民所說的「袋住先」等於「袋一世」?不信中央政府「袋左先」,將來的選舉可以繼續優化?我也很詫異。
杯裏本來是沒有水的,現在給你半杯水,你便說要一杯,沒有一杯水的話,便半杯水都不要,我覺得似乎很不划算。從無變有,只不過不是十完十美,為什麼會不要呢?但真的有四成民意說不要,而大部分是年輕人,並且有高學歷。因此我覺得將來從香港的管治,不論誰做行政長官,或者中央的領導,他們都真的要小心處理。因為這班年輕人便是將來的主人翁,如果他們有這麼強烈的看法,不信任政府,反而信泛民的說法,原因是什麼呢?如果我們不分析清楚並處理的話,在可見的將來社會將更加分化。香港的年輕人愈來愈注重兩制,中央官員卻愈來愈覺得中國今非昔比,今日國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那麼大,經濟、外交、軍事都好,有什麼理由香港的年輕人會諸多意見?我有點擔心一國兩制會否愈來愈兩極化。
究竟是香港年輕人不要只顧兩制,而去多點了解國情,去中國走一走;抑或國家領導同時亦要多點了解香港年輕人的看法,是否他們現在的自信、能力低了很多,覺得香港到處都有壓迫感:遊客太多,令香港人不能購物;醫院一半在說普通話;學校亦充滿內地的高材生,就是說我們根本比不上別人,沒有競爭力與內地平衡,令社會愈來愈多人希望保護主義,想建一道牆閘住內地同胞進來香港,不論吃喝購物、讀書投資都用牆隔開,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在一國兩制中只取走對香港有利的,對香港不利的就不要,這是不可能的。如果處理得不好,我相信將來無論誰執政都會覺得愈來愈困難。
行政長官不能分化兩個老闆
記:你認為現在政府做不好是因為缺乏人才還是遠見、方向?
田:這是個好問題,我認為兩樣皆是。在香港大部分想政策的都是公務員,他們跟部分議員一樣,掌握不到為何忽然香港年輕人或市民對內地同胞如此抗拒或擔憂,因此他們的政策亦沒有預見這個問題,此其一。
第二,執政的行政長官更重要。他在任的 5 年如何處理好自己的角色,即他有兩個老闆,一個是任命他的北京;第二個是香港的幾百萬人。他須知道自己要做好橋樑的角色,而不是分化兩個老闆。我經常批評梁振英的,就是他作為特首有否在兩邊當一個和事老,令一國兩制的衝突減緩,提升整體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信任,我覺得他絕對是沒有做好這件事情。
從 79 日的佔中見到,如果行政長官全站在中央那邊,不行;全站在香港這邊,也不行。在這個課題上,最重要是要將香港人和中央互相的問題解釋得清楚,你要向香港人解釋中央政府或內地人對我們的看法;反過來也要向北京政府,而非內地人,解釋香港市民的訴求和期望。
梁特首不能令社會和諧
記:你覺得政府或中央能否充份掌握到香港民意?
田:我不認為北京政府有空去對行政長官指指點點,說香港的交通問題如何處理,填海、醫療、房屋等問題如何處理,他們唯一關心的可能只是政治,或者愛國愛港、外國勢力等問題。行政長官究竟從中央收到多少指示?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只覺得他管的東西大部分與中央沒有關係。他們不想理,也沒有空理,國家大事那麼多,怎會理會一個地區的政策?我覺得最重要是政府能否做妥工作。
另一個問題是:行政長官是每 5 年換屆,他只有 5 年,選了之後才組班,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這個管治模式是其中一個令香港不可行的理由,加上梁振英這樣一個人選極度不合適去搞一個和諧社會。其他人做 5 年,就做 5 年事;而他,5 年只做到 2 年的事。
三屆特首,董先生、曾先生、梁先生,每一個做完,由於他沒政黨背景,拍拍手就走人。下一個上來再招兵買馬,又去找三司十二局,又再找10多個行政會議成員,又去管 5 年。這就是說,香港長遠的計劃、可持續發展,是沒一個行政長官有能力或興趣去想,那麼你想想香港長久的發展會是怎樣?當然我說的包括硬件和軟件,看看西九,十多年還是爛地一塊,為何啟德建了郵輪碼頭,其他的說來說去都未建成呢?你看看深圳前海,5 年就完成填海,10 年便已能運作;上海自貿區亦是這樣的時間表。為何在這樣一個大國家,在社會主義管治下的效率會那麼高,而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在資本主義下,行政速度和反應應該快很多的,為何很多事都拖拖拉拉?這是值得檢討一下的。
現行制度缺乏可持續性
記:除了是制度的問題,會否也是人的問題?你能預見誰有能力處理今日的矛盾嗎?
田:我覺得有興趣的人很多,有能力的人亦有很多。但依我剛才的分析,現在無論這個人如何能幹、有多大的興趣,在今日的政治架構,到底能不能發揮?現在一個人出來參選的時候只有理念,他不能說出三個司長由誰出任、十二局局長由誰擔任,也說不到行政會議有哪些成員。他只是用政綱表達出他的見解,但難道你拿着政綱便去登報,聘請同意自己政綱的人來嗎?這樣組一個班,如何會有團隊精神,如何管治?
而立法會有 70 位議員,全部是選舉產生的。雖說是建制派對泛民,但又回到剛才的問題,我們建制派的權力是來自選民。如果政府是能幹的,政策得到選民支持的話,那就好了,建制派易做得多。但如果政府做的經常得不到市民支持的話,那麼建制派就陷入兩難:要不保皇,因為失選票;為了選票,就不能保皇,這就是現在的局面。
所以誰做行政長官是會有分別,但在現行模式下,我覺得是缺乏可持續性。
政黨政治培育人才
記:依你這樣說,你是否希望香港要有政黨政治才會有持續發展?
田:你看全世界的管治都要靠人才,沒人才便不可能有管治。而管治人才多數是從政黨產生的,今日國家發展得那麼理想,是靠共產黨這個黨培養到很多人才,再選最能幹的出來當領導。上任時,有很多人才可以用,不必選了出來才到處找。而政黨執政的好處是政策是可持續的,無論是習近平總書記、胡錦濤總書記或江澤民總書記,那條路是看得很清楚的,否則高鐵如何能建成?香港在這方面是缺乏的,你看港珠澳大橋,對面佔大約八、九成的已經完工,我們負責的一成卻建到現在還未行;高鐵也是,直到深圳的一段都完工了,但香港仍是「甩拖」的。
這就是政黨政治的可持續性,但如果中央政府說一國兩制下,共產黨不在香港執政,因此香港不可能有政黨政治,只可以選舉產生一個無黨無派的行政長官,我相信將來的運作仍然是難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聯合執政,即是以所有立法會的黨派全部「分餅仔」,包括泛民,讓他們幫忙做。那麼行政長官便真的是行政長官,就是「打份工」,下面的三司十二局分給各黨派,令各黨派得到一個共識,沒有行政立法對抗,而行政立法是有一個連繫的,那樣的話我相信施政會比現在暢順。當然也不是十完十美,不過相比現在四分五裂,我覺得局面會好很多。
國家愈強或放更多權
記:政改已被否決,有人認為中央對港政策將收得愈來愈緊,你認為還有可能實施你所說的改革嗎?
田:我覺得中央會否收緊政策,是有不同可能性的。我覺得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在國家各方面的發展愈來愈好的過程中,國家領導的自信將愈來愈大,有自信的時候便會放權給下面的人,因為他不怕你做出什麼事來。十多二十年前他不敢放權給香港,因為有外國勢力和其他考慮。但若再隔五年、十年,內地的經濟全部超越香港,給你管多一點,你都走不出他的影響範圍。可能未來中國愈來愈強,管治能力愈來愈高的時候,可能會放鬆對港政策。當然放鬆的意思不代表會容許外國勢力,或者行政長官叫「共產黨下台」、「打倒一黨專政」這些口號。但在其他方面,我覺得是有放鬆的可能,純粹因為他們發展得比我們好。因此還要看將來事情如何發展,才能知道結果。
田北俊簡介
田北俊議員,GBS,JP(1947-),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新界東)、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香港總商會理事、新界鄉議局顧問、新界總商會榮譽會長、仁濟醫院顧問局名譽主席、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委員會委員。曾任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2007-2013)、自由黨主席(1998-2008)、香港中文大學校董(1998-2008)、香港總商會主席(1996-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