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潘毅教授：只有願景不能解決青年問題

承接上文：〈專訪潘毅教授：貧窮限制青年想像未來社會須聆聽他們的聲音〉

年輕人長年面對學業、就業、創業和置業問題，中央政府亦在多個場合表達關注，港府終於在去年12月發布《青年發展藍圖》，勾劃未來長期青年發展工作的理念和方針，提出超過160項具體措施，承諾提升青年就業能力、改善福利、增加青年宿舍宿位。本社專訪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潘毅，她認為藍圖嘗試全方位照顧年輕人是好事，但畢竟這只是一個願景（vision），在落實措施時需要了解青年實際需要，確保政策每一環都可以到位。

教育就業錯配識人好過識字

近年潘教授投身研究年輕人的就業問題，與研究團隊發表了《最低工資有幾低？貧窮新一代的就業困境報告》。作為一名大學教授，她感受至為深刻的，便是教育與就業政策錯配，令學生感到前途未如理想。這種情況源於政府沒有掌握所有資訊，例如學生和家長對大學開設學科有什麼需求；勞動市場現時需要什麼人才、未來有什麼新興行業等。她指出，縱使香港有職業專才教育課程，照顧不擅於學習的年輕人，但他們畢業出來仍沒有足夠力量面對勞動市場。「不少受訪者反映，透過朋友介紹才有工開，謂識人好過識字」，令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她感到汗顏。

潘教授又直言，開設能夠直接與未來職業銜接的學科固然重要，但一些以價值觀為本的價目也有存在價值。「例如，年輕人十分喜歡念文化研究系，因為覺得好玩，又能夠訓練思辨能力、創造力。」問題在於文化創業產業的工作環境不理想，政府也沒有為畢業生提供足夠的就業支援。

又如傳播學和社會工作，她指出前者的收生要求比後者高，但兩者對應的工作，即記者和社工，薪酬水平卻差一大截。新聞行業競爭大被視為原因，但潘教授反指很多行業競爭都很大。面對這種不理想、不健康的就業情況，背後誠有歷史及制度因素影響，但也需要行業守則及勞工政策調節，而不能過分依賴市場機制，釐定哪些工作重要與否。否則，年輕人根本是在白白燃燒自己的理想和青春。但她相信，透過不斷討論，一些社會共識是可以改變的，若有政策引導便更好辦。

制定行業守則確保待遇水平

潘教授解釋，一套好的行業守則應包括釐定工資水平，如建議起薪點、薪酬階梯等。隨着中國及香港的「平台經濟」發展日趨成熟，平台工作者人數亦大增，當中不乏「抄散」者。但他們待遇跟不上發展趨勢，多數不會與資方簽訂合同，建立勞動關係，欠缺具規範的工作形態，如以「眾包」形式（crowd-sourcing，在網絡平台以不同形式將工作任務外包給大眾，如競賽機制）接工作。市場透明度不足，對年輕人而言尤如一個「黑洞」，僱主在提出條件時不斷在試年輕人的底線。若不幸出現發生工傷時便取不到賠償，出糧不準時亦有冤無路訴。

幸好，隨着平台工作者成為一股龐大的就業人群，政府近年開始關注他們的狀況，2021年發改委等8個部委發表《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要求全面規範勞工、填補權益保障缺點等，陸續出台一些保障措施，例如僱用勞工時必須購買一定限額的保險；當出現事故時，政府可以先給予事故人賠償，繼而才追討企業。潘教授強調，行業守則不一定是偏幫勞工，也不是一場零和遊戲，「守則可以設計到相輔相成，但這依賴業內人士設計，由商會、工會之類的機構帶動，跟政府政策也未必有關係。」

做好基本保障才能挽留人才

至於政府政策方面，潘毅探討內地勞工議題多年，她認為內地的勞工政策永遠都是「超前出台」，在落實方面卻「滯後」，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要等待勞動者的意識提高之後，手執政策文件才能有把握迫令地方政府和企業改善待遇。她形容，香港的情況比較好，不用擔心政策無法完全落地，但在制定政策可以跟中央政府參考，包括失業、退休保障、標準工時這些「基本的元素」，香港都奉欠，皆因太多持份者牽涉其中，每一項政策出台都需要經過很多的時間。

而家平均搵到一份工，都要3個月至半年，由寄CV去到真係有得面試，一來一回都要一個月多啲。咁唔係一見就請。如果有失業保障，起碼你等嘅時候，唔怕少少收入都無。

──受訪者A（24歲，大學畢業，出版社編輯）

「以Mirror演唱會意外為例，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才能找出肇事者、安排賠償，近年也有不少工業意外發生，情況不理想。但在內地有《社會保險法》和《工傷保險條例》先行支付規定可以跟進，以免工人容易被老闆以聊聊數萬元打發走，逃避責任。同樣地，因為內地有退休保障，很少看到70多歲的職業司機，香港卻隨處可見，正正因為我們沒有失業保障及退休金。」她解釋。

近年，本港勞動力下降，政府大叫「搶人才」，潘教授笑言想搶人才就應該做好基本勞工保障制度，才能吸引更多人來港，包括投身年輕零工（gig workers）。不要以為零工經濟風潮限於技術門檻低、工作取代性高的基層工作者，美國有報道指出，企業對臨時領導（interim leadership）的需求較2022年增長116%，尤其是在疫情期間，許多人主動辭去原有的高管職位，重新思考後半生的職涯，而其他國家也開始填補這方面的法例空白。

移民潮也無法長遠改善向上流動

移民潮下，過去2年共流失了14萬勞動人口，至今仍未止蝕。潘教授認為情況與80年代那一次類近，離開的都以中產階層為主，留下不少待遇不錯的職位空缺。當年香港經濟崛起遇上人口外流，大大改善了社會流動性。社會學者呂大樂教授更指出，1990年可僱用人口中，逾六成為專業或半專業人士。今次又是否改善年輕人困境的良機？潘教授承認，現時比3至5年前有更大的晉升空間，但也提醒記者，基層勞工的工作環境不會有大改善，因為他們的工種本來就處於勞動力缺乏的狀態，加上社會觀感差，待遇未有改善。

除了在職貧窮，失業青年也值得我們關注。統計處數據顯示，2022年20至29歲青年的失業率為7.2%，15至19歲組別更是15.7%，比其他年輕組別中為高。政務司前司長張建宗曾寄語他們在缺乏新職位下，勿揀擇首份工作，要放下身段、腳踏實地。潘教授則反駁，「政府官員很容易就認為年輕人應該什麼都去嘗試，包括清潔、保安崗位」，以為一樣有出頭天，但現實卻是社會，包括政府在內，對這些基層職位給予太少尊重，貶低他們的價值。

作為香港唯一保障工資水平的《最低工資法例》，卻慘遭受訪年輕人批評「脫離現實」，「食一餐飯都唔可能」，無法保障兼職員工、基層工種，如清潔保安、兼職工作、暑期炒散等。她強調，「雖然工作要求不一，但勞動價值本身應該是平等的。譬如建築工人在中國被視為基層勞工，在其他社會卻可被視為技術工作，跟工程師沒有兩樣。如果社會、政府多給一分尊重，相信有工無人做、低薪問題可以得到紓緩。」

參考歐洲經驗組合作社保障權益

中港年輕人面對相同的工作窘境，反觀歐洲社區已建立比較好的零工保障制度。潘教授分享指同一行業內的零工會組成合作社，以一個框架來接收和派遣工作，提供標示的合約範本參考，甚至有追討薪金、法律諮詢、交稅、代購勞保等服務，儼如一個社區中心。每個合作社都有十幾萬會員，整個制度已經相當成熟。當愈多人加入，合作社便能提供愈多資源及服務，保障勞工權益，避免彼此陷入惡性競爭。

再者，這些合作社有一定聲譽，大型企業和政府組織都會透過這些渠道尋找兼職員工，這些勞動者也可以更易找到工作，她形容，「這是勞工以集體力量面對市場的例子，不用事事由自己與企業deal（商議）。」勞動者需要這種組織形態幫助自己，即使香港政經環境與歐洲不盡相同，也值得學習。

她表示，嶺南大學早前成立的i-COMMON HK消費者自主平台有類似理念，希望幫助消費者和生產者、供應者形成更直接更有效的配對和協商，盡量減少中間環節，減低大企業以盈利為本的干擾、操控以至剝削。年輕人也可以在這個平台尋找由30多間社區夥伴提供不同產品，而他們也可以將自己的手工藝品放在這個平台上銷售，甚至幫他們設計和宣傳產品。「我希望能夠推動年輕人在社區中結合類似合作社的形態，每接觸一位年輕人都會告訴他人生不同的可能性。」

多年前，潘教授憑《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一書獲得著名的「賴特·米爾斯獎」（C. Wright Mills Award），此後仍筆耕不絕，2022更被史丹福大學列入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但她坦言，包括自己在內沒有多少人自許能推動社會進步，「只能一邊探索年輕人的處境，一邊推動政策向前走。或許很難改變到政府政策，但不做就沒有希望，做就還有一些希望。」

讓年輕人重拾盼望──潘毅教授專訪 2-2

潘毅簡介：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主任、講座教授、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榮譽教授。1990年代先後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學士、香港大學碩士、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學位，是國際知名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學者。2006年憑著作《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成為首位獲得C. Wright Mills Award的亞洲學者；另一著作Dying for an iPhone亦被譯成多國語文，深受學術界重視。20多年來，潘教授走訪內地不同城市，探討農民工等問題。2010年她與其他學者組織調研團隊，深入研究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近年則研究香港的基層生活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