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2018年的結束，香港政治低氣壓愈見嚴重，先是泛民主派兩次立法會補選的落敗，失去分組點票否決權，甚至憂見以往單議席單票制下泛民必勝的慣例失效，後有朱凱迪鄉郊代表選舉「DQ事件」後，建制派已急不及待考慮進而彈劾其立法會議員資格，在議會全面落入建制手中，還未計及建制派現可任意修訂立法會議事規則，議會路線可謂愈走愈難。在外，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等9人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罪，街頭抗爭路線成本則愈來愈高。
因此，在本土民主運動處於低潮之時，要抵禦北京對香港一國兩制的侵蝕，國際社會的持續監察，顯得格外重要。可惜的是，每當提及國際社會監察，香港人往往聯想到「外國勢力」等負面字眼，但忽略了香港作為國際大城市，港人在思考中國因素以外，亦必須重思國際因素。
要維持自治 須受國際持續監察
近日民主黨涂謹申到美國出席國會情報安全論壇、香港眾志的周庭及羅冠聰亦到華盛頓會見國會議員，泛民主派應邀到外國訪問本是常見，值得留意的是，同場出席國會情報安全論壇的還包括民建聯周浩鼎，周浩鼎亦透過會議上與當地商界領袖及美國議員交流，並向對方解釋朱凱迪鄉郊代表選舉「DQ事件」。因此可見，即使建制派如何視國際因素為「外國勢力」，還是認同香港作為國際大城市，無法否定國際社會監察的存在。
當討論國際社會監察，《美國──香港政策法》（《政策法》）可謂近期較多人討論的相關法案，若細閱《政策法》內容，涵蓋範圍亦牽涉到出入口管制、文化、科學和學術交流等的經濟文化範疇，因此《政策法》的影響，不單是國際社會政治上就香港一國兩制的實施發表意見及監察，而且還有隨後的經貿考量，例如較多人討論的「改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獨立關稅及特殊貿易地位」。由於《政策法》的存在，美國將香港與中國區別開來，美國對敏感科技產品出口到香港的限制，就遠比到中國寬鬆得多，香港因此成為中國繞過出口管制，取得先進科技的重要渠道。
若國際社會認同一國兩制在香港得以落實，將視香港為政治、經濟政策與中國不同的地方，承認香港作為一個單獨的關稅區並繼續享有貿易優惠。相反，一旦《政策法》報告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受到侵蝕，一國兩制失效，將令國際社會重新審視香港的狀況，甚至取消原先因香港區別於中國而來的貿易優待。因此，《政策法》不單是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政治監察，而是具有其實質的經濟意義。這就是為何建制派須重視國際社會監察的原因。
如上文所言，在北京的壓逼下，議會與街頭抗爭已失去原來效果；要維持香港自治，減緩被侵蝕的速度，實在需要國際社會的持續監察。在這個脈絡下，如美國落實《香港人權民主法》，將有助於守護香港自治。即使國際社會的持續監察不可能瞬間改變香港局勢，但香港人要守護一國兩制，維護自身所信奉的核心價值，香港人也必須思考國際因素，連結國際社會進行民間外交，以更立體的策略抵抗北京政府的壓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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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革新論II》導論：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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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原刊於 《蘋果日報》觀點版，特別嗚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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