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另類聲音愛國非愛朝廷|丁望

封面圖片：獨立思考的學者資中筠說，愛國不是愛朝廷。（網絡圖片）

希特勒侵略愛他非愛國

北京官方正展開「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主調之一是宣揚「愛國主義」。

對於「愛國」的政治宣傳教育，北京知識界向來有爭議。有人問什麼樣的政府、執政黨值得大家去愛；也有人說，愛國不等於愛執政黨或政治領袖。在日本侵華、德國希特勒侵略他國時，日本人、德國人是否支持侵略才是愛國？這些質疑都應該理性討論，不應以政治口號去迫人服從。

面對官方的政治宣傳，北京思考型文人對「愛國」有另類解說。國際政治和外交史專家、86歲的學者資中筠說：「愛故土、愛民族、愛人民，不等於愛朝廷。」

在〈中國人愛國愛什麼〉一文，她寫道：

「朝廷、政權是民眾推選出來為保護國土安全、民眾的根本權利和福利，促進民族興旺服務的，如果做不到，甚至起相反作用，是完全可以替換的，人民沒有非愛它不可的義務。而『助紂為虐』正與『愛國』背道而馳。」【註1】

她熱心於自由、平等、民主的啟蒙，曾撰文倡議「再啟蒙」，呼籲獨立思考，超脫「頌聖」的造神運動。【註2】

流氓無產者也唱愛國調

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引述英國文人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的話：「愛國主義是流氓（無賴）最後的庇護所」。

在資中筠說「愛國非愛朝廷」之前，有些學者引述「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一語，述評「一黨領導」體制下「愛國主義」的虛偽。韋大林的〈「愛國」是如何成為賊的〉說：

「在『愛國主義』的金字招牌後面，不僅隱藏了流氓無賴，還隱藏了……暴君……唱紅打黑、維穩強拆、太監、貪官等。」【註3】

韋氏說的流氓無賴，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常提到的流氓無產者、流氓無產階級。共運史並無刻意貶抑，相反的許多「革命家」讚賞流氓無產者，說是勇敢的「革命戰士」。

流氓無產者一詞（術語），見於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中共中央編譯局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收入此術語。

所謂流氓無產者，原是指無產階級的最底層，沒有財產、知識程度低，或也沒有正當職業者，如流氓、地痞、扒手、盜墓者。後來，泛指流氓型的貧困者（也有非貧困的知識階層），大都奸詐、善鑽營，是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告密的「積極分子」，以「拳頭出罪名」和以「愛國」之名「忠於領袖」聞名。列寧、毛澤東的紅色革命，吸收了許多流氓無產者，有的還當了官，如20年代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

北京思考型學者，借用共運史的流氓無產者「軀殼」，描劃當今「愛國者」的虛偽。韋大林把高喊「愛國」的狠鬥者視為精神太監即政治太監：

「崇拜並依附於領袖的精神太監，他們習慣於響應領袖號召，學習領袖指示，感恩領袖栽培，充當領袖的工具，歌頌領袖的『豐功偉績』，迷戀、熱愛領袖領導下的黨權國家。……失去了自我和思考能力，只有在領袖的召喚下，他們才會熱血沸騰、激情燃燒，感到自己還活着，還有價值。」

以愛國之名逢迎和告密

北京作家木然也觸及流氓無產者：

「高喊革命理想，高喊共產主義理想的那些人……是毛澤東主義信徒，去打人，去殺人。他們穿上共產主義理想的外衣變成了實實在在的野蠻人。……在精神上完全聽從領袖的擺布。」【註4】

上海的大學教授朱大可，在〈告密者：一種歷史幽靈的閃現〉一文，述評以告密為樂的「愛國者」：「告密……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

在港、陸、台轟動的周子瑜事件，也被視為以「愛國」之名告密抹黑他人的流氓無產者行徑。

愛國非盲從獻媚違民意

思考型學者之質疑「愛國主義」，是因為2013年以來政局向更左方向轉，回到毛的老路，強化思想控制和「愛國主義」政治教育。

最近，官方的宣傳主調是：學習「系列重要講話」，「引導人們……培養昇華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深厚感情」；有的宣傳文章，還宣揚「三絕對」：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維護領導人絕對權威。

上述的主調，突顯「愛國主義」以「愛黨」為首位。在執政黨大於國、黨大於法、權大於法的政治體制下，執政黨高度集權，高層的家長意志或地方的長官意志，形成不同層級的一言堂；所謂愛黨實際是順從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民眾只能「做黨的馴服工具」。

「愛國主義」既然以「愛黨」為第一要素，當權者以「黨」和「愛國主義」為名發動的政治運動、發布的政策和政令，民眾只能盲目聽從，以致許多違背常識和科學、侵害民眾利益的舉措，成為失去理性的所謂群眾運動，如1958－1960的大躍進和全民煉鋼，水稻畝產從二、三百斤吹到13萬、17萬斤的「豐產衛星」。

以「愛黨愛國」為名的大躍進和全民煉鋼，違背常識。《人民日報》發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鼓吹大膽吹牛。（可按圖放大）

這場以「愛國」為名的所謂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形成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權風，勞民傷財，損害民眾利益，更造成大飢荒、3000萬人餓死（大部分是農村居民）。

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之下，跟着毛發瘋把鐵窗、飯鍋丟到「土高爐」燒焦充鋼鐵，才是「愛國主義」；懷疑大躍進、全民煉鋼和「豐產衛星」，則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這恰如《貞觀政要》描述的官場之弊：「讒諛競進以求媚，……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

奴化人民的社會控制，是思考型知識分子無法接受的。愛國，不是對家長意志、長官意志的絕對順從，不是閉上眼睛擁抱「極左的一套」、逢迎政治權要的個人崇拜。

註1，http://www.21ccom.net/html/2016/xmt_0105/399.html

註2，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50514.htm

註3，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813－2.html

註4，http://muran.blog.21ccom.net/?p=453

本文原題〈北京學者議論愛國非愛朝廷〉，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