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會真正了解孔子和孟子,不可能,也不現實。羅蘭‧巴特說「作者已死」,孔子雖然強調「述而不作」,但是述也好、作也好,孔孟的作品留了下來,後人據為己有,用自己的方法作了一番詮釋,已經跟孔孟愈走愈遠。陸九淵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是誰為誰注釋呢?永遠說不清楚。孔孟只曾活在他們所在的國度裏。後人研讀孔孟,其實都是某人對孔孟的理解。究竟是真知灼見,抑或是無的放矢,總之是擺脫不了各人的主觀性。
真正了解孔子 只是一種奢望
回望歷史,面對紛亂,人類喜歡歸納,嘗試將一切事情系統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此等學術思想流派的名字,便是極度簡單化的歸納。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是否同屬一家便能互相配合,闖出佳績,卻未必然。同屬一派,乃是後人的歸納。孔子的儒家,孟子的儒家,荀子的儒家,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了不同人的手上,儒家和儒術便都截然不同。因此,後人所了解的儒家,無論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孔孟還是遙不可及。顏淵是孔門高弟,在老師的學問面前,「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淵難以冀及,後人說要真正了解孔子,那只是奢望。
自己的學術到了別人的手上,如何詮釋便操縱在別人手上。春秋戰國是學術思想百家爭鳴的時代,到了大一統的秦代,雖有「偶語《詩》、《書》者棄市」的苛法,但學術仍在官府,未算中絕。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這樣看焚書坑儒:「試看《漢書.藝文志》所記書目,便知秦始皇燒書的政策,雖不無小小的影響,其實是一場大失敗。所以我說燒書一件事不是哲學中絕的一個真原因。」「秦始皇所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乃是一班望星氣,求仙藥的方士。這種方士,多坑殺了幾百個,於當時的哲學只該有益處,不該有害處。故我說坑儒一件事也不是哲學中絕的真原因。」如此說法,有點冷酷無情,畢竟方士的命也是人命,但也說出了事實。「坑儒」的儒,不與孔孟的儒家相關。崔適《史記探源》卷三以為秦始皇「第燒民間之書,不燒官府之書;第禁私相授受,可詣博士受業」。可見學術中絕本與焚書坑儒關係不大。
秦興也暴,其亡也速,成敗繫乎以法為主的治國方針。春秋戰國亂離數百年,而秦僅以15年便統一天下,同樣是15年而後亡國。荀子本出儒家,揚雄以為孟子與荀子是同門而異戶。而荀子兩位重要學生,韓非和李斯,便是使秦得以統一天下的關鍵。禮與法,為一事之兩面,禮施於發生之前,法禁於已然之後。荀子重禮,法家主法,而秦正以法家之道得天下。可以說,秦之統一天下,也與儒家思想之異變息息相關。但當秦亡以後,經過了數年的楚漢相爭,最後劉成項敗,建立漢朝。秦成為了漢的「前朝」,前朝的好與壞,仿如一面鏡子,可正己之得失。前車可鑒,殷鑒不遠,法治似乎行不通,漢人重新重視荀卿禮學,以為禮治天下才可救當時天下之厄。
《論語》實為孔門後學所見
古代政權,帝王的喜好足以左右學術思想。漢代重禮,旨在補秦之弊。到了漢武帝時,國力鼎盛,汲黯指出武帝為人乃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心底的欲望眾多,口裏卻說要仿效堯舜之治,正切中漢武帝的問題。董仲舒在回應漢武帝三次策問的〈天人三策〉,推崇他心目中的儒家,並提倡尊儒。結果,漢武帝一錘定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成為了學術思想的一言堂,這是孔子的願望嗎?
是不是孔子所想並非重點,孔子已死,而後世力主以儒家思想治國,不過是看中了《論語》裏的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君臣上下都能安於這八個字,世界多麼美好!當君主的勤政愛民,當臣子的盡心盡力扶助君主;父親做個好父親,兒子就個好兒子,父慈子孝,美哉!《論語》全書492章,哪些章節較為重要,孔子沒有說,孔門弟子沒有說,哪章最為重要全出後人的猜想。只有個別章節的排列,經過前輩學者的分析,屬於正確無誤。例如全書第一章「學而時習之」,錢穆在《論語新解》於此條下云:
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學。孔子之教人以學,重在學為人之道。本篇各章,多務本之義,乃學者之先務,故《論語》編者列之全書之首。又以本章列本篇之首,實有深義。學者循此為學,時時反驗之於己心,可以自考其學之虛實淺深,而其進不能自己矣。
錢先生所論可謂知言矣,《論語》置「學而時習之」為全書首章,用意深遠,更有勸勉學習之效。日人子安宣邦云:
以「學」之欣悅為《論語》開卷第一章的信息,或許誠如仁齋所言,宣告了孔子思想中「學」之重要性。「學」對孔子之重要性,從他與他的弟子們一道最早開始自覺「為學」這一點上即可看到。當然,所謂「最早」,未必就意味著「世界第一」。《論語》是承載了人之原初叩問與反省的文本,而這也是我們要不斷重讀它的意義所在。而所謂「原初」,也即是一種本質性的東西。說孔子是最早開始自覺「為學」的人,是因為他是第一個反思「學為何物」的問題並試圖將其形諸言語的人。
子安宣邦據伊藤仁齋所言,突出了「學」在孔子思想的重要性。更為重要的是,這裏指出孔子是最早開始自覺「為學」的人,即代表「為學」是孔門師生非常看重的事情。勉人向學,使人可以趨善,儒家文化尤其措意於此。
但不要忘記《論語》如何而來,據《漢書.藝文志》所載:「《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論語》的敍事者是弟子門人,這便是第一批自行詮釋孔子學說的人。孔子不可能參與《論語》的編成。《論語》之名首見於《禮記.坊記》。《禮記》成書之年代雖未有定論,但學者大多以為不在漢武帝之後,但也不會很早。〈天人三策〉、《韓詩外傳》等,皆在漢武帝時期成書,已經連用「論語」二字。總之,《論語》出於後人所編。然則孔門首重在學,而以「學而時習之」一章為說,實則是孔門後學有持此見。孔子是否意見相同,我們也不得而知。
漢魏六朝所表現的孔子及其學生,有兩大特點。第一是孔子成聖,為漢制法。孔門弟子努力樹聖,以及漢武帝獨尊儒家,使孔子學說成為了人皆不可不知的學問。在經學思想的籠罩下,孔子所編的書籍逐漸成為了「經」,也就是士人的必讀書。有必讀書,便有注釋,經注應運而生,形成了龐大的學術團體。團體裏有人意見不合,於是便出現今文經與古文經之爭,代表不同人士對儒家典籍的詮釋。孔子的地位愈高,便跟原來的孔子距離愈遠。經學氛圍下的孔門師弟子,成為了經學的代言人。
第二是學術思想衝擊下的回應。漢魏六朝的儒家與其他思想,尤其是佛道的思想與主張,互相爭鳴。為了回應、抗擊另一種思想,而不得不改動自己。而經過改動後的思想,已與原初的相距甚遠。孔子及其弟子都會出現在不同的文體裏,包括子書、小說、佛典等。儒家的地位並非其他思想主張可以相比,因此,不同典籍都出現過孔門師弟子,或藉以表達儒家不及他家,或為孔門師弟子安插新事跡。凡此種種,大多與原始的孔門儒家漸行漸遠。六朝是多種文化衝擊的時代,故下文選了這個時代作為切入點以作論述。
孔孟可借鏡的地方
孔子與孟子可予我們借鏡的地方很多,其中包括了他們的人生抉擇。「周遊列國」說得多麼動聽,訪尋聖王賢君其實就是求職,要找一個願意重用自己的老闆。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序文所說,孔子為了彰明帝王之道,曾經為70多個國君做事,都沒能得到重用。由此看來,孔子求職的成功率甚低,不過這大概並非事實,據《論語》、《孔子家語》、《史記》其他各篇的記載,孔子不太可能到達70多個諸侯國。
至於孟子,氣勢比起孔子強大得多,觀乎孔子團隊「菜色陳蔡」,孟子則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但畢竟孟子的偶像是孔子,他的旅途也跟孔子相同,以歸國教學而告終。孟子曾經到過鄒、魯、滕、宋、魏、齊等國,見過鄒穆公、魯平公、滕文公、宋君偃、梁惠王、齊宣王等諸侯。他有成功的機會,但沒有把握,因為不符合個人行事原則的機會,根本稱不上是機會。宋人朱熹著的《四書章句集注》書前附有一篇〈讀《論語》、《孟子》法〉,其中一條引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二書切己,終身盡多也。」此話如同當頭棒喝,所重在於「切己」二字。讀書求學問,不當只是紙上談兵,須要將書本的內容看作與自己關係密切,這樣才算是不枉讀書。
孟子沒有枉讀孔子書,孟子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3.2節錄)面對官場,面對功名利祿,孟子以為只有孔子才可以做到收放自如。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避就退避,能長久幹就長久幹,能迅速果斷就迅速果斷。孟子的願望,就是仿效孔子。這是「切己」的表現。孔孟身處春秋戰國時代,雖然距離我們超過2000年,但其行事準則,仍然值得我們借鏡。
孔孟思想 仍有許多適用場合
我們都在重讀經典,但一切重讀都沒有還原的可能。事實上,還原也不現實,原始的一切無可能與重讀對質,重讀就是重新的閱讀與分析。重讀可以是重新審視舊注,為此得到前人未嘗關注的獨特角度。當然,不同時代的注釋者都會帶有時代特色。例言之,究竟「剛毅木納」與「巧言令色」,何者較為接近仁德呢?前人學者言人人殊,眾說紛紜,我們重新分析,務求提供另一種解讀。
有些是用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問題。有一次,在研討會上聽到韓國外國語大學朴宰雨教授關於孔子的發表,更提及孔子思想在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當年我在講授《孟子》,也寫了一些與《孟子》相關的文章,因此靈機一觸。孔孟並稱,何以「打倒孔家店」的時候,就沒有一併打倒孟家店?是因為孟子思想不成氣候,對國人沒有影響,還是什麼其他原因呢?這樣的轉換視角,寫成了一篇打孔而不可孟的小文章,當日也對自己的機靈而沾沾自喜。
孔孟已經沒有力氣追隨今人,但我們依然竭力不捨地將萬事萬物比附孔孟,用心良苦,其實也就是為了證明孔孟學說到了今天依然「有用」。後人給予孔子的稱號有許多,其中包括了「萬世師表」。這也是一個孔子願意承認的雅號。教育是使人類文化可以綿延不絕傳承下去的重要因素,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德才並重等,皆本出孔子,今人能夠將此等道理古為今用,便是不愧對古人了。舉例而言,在學校裏有不少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如何教導他們,則正可參考孔子的因「材」施「教」。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如何發掘學生之材,循而製訂適當的教學模式,便是因材施教。如果能夠將孔孟思想「切己」,便會想到現今社會仍有許多適用的場合。
本書的不同部分,曾經在《孔子研究》、《關東學刊》、《國學季刊》、《九州學林》、《孔孟月刊》、《水流花開:經典形塑與文本闡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數碼時代的中國人文學科研究》等作單篇發表,在此向各部期刊文集謹申謝忱。本書所用《論語》、《孟子》文本及章節編號,悉據楊伯峻《論語譯注》及《孟子譯注》,不另出注。收入本書之時,各篇俱嘗經修訂,以作一體,承前而啟後。是書蒙何文匯教授向香港商務印書館推薦,復得林可淇女士辛勞校訂,使本書得以面世,更是重中之重。本書不足之處尚多,還望四方君子不吝賜正。
潘銘基
2023年4月序於復旦大學
原為《孔孟以後的孔孟》序言,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孔孟以後的孔孟》
作者:潘銘基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