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政府展開了一系列針對科技行業的監管措施，引發各界擔憂。從叫停螞蟻金服IPO到整頓課外教培行業，不少人開始懷疑這些舉措是否意味着政府對私營企業態度的突然轉變。
監管收緊 因由各異
在過去十幾年間，中國企業家頻頻利用移動互聯網創建新的商業模式。在電子商務、「新零售」、移動出行、外賣等領域湧現了不少高價值的公司。
儘管這些對科技公司的監管收緊得很突然，其背後的原因各不相同。 螞蟻集團上市擱淺是因為其商業模式所涉及到的財務槓桿過高，可能引起社會風險；阿里巴巴和美團因堅持商家「二選一」而遭到反壟斷處罰；滴滴出行於6月30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但因其並未完全遵守中國對數據安全的監管要求，被責令整改；在美團的個案，為送貨人員提供基本福利是一項員工福利措施；整頓校外輔導機構則是出於擔心愈發高昂的教育成本，將給新三胎政策和小孩成長帶來的負面影響。
許多這些措施其實在西方國家亦會執行，但中國政府解決這些問題的決心和速度是很明顯的。正如我之前講過，中國正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道路」（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思考未來時，中國也在回顧其輝煌的過去。
個人集體平衡 一直不斷演變
雖然中國有一套傳統思想理念，但同時亦會吸納對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等外來思想。它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同時也擁抱市場經濟所給的活力。在聚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目標時，同時也力爭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的文化既有二元性，又有一統性，指引着中華文明超過1000多年的發展。今天，中國政府在促進集體利益的同時，仍允許個人追求他們適當的經濟利益。
持續的實驗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一大特色，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微妙平衡一直在不斷演變。在改革初期，中國着力引入更多的資本主義，容許私營企業家進行不同的試驗。然而，隨着某些形式的極端資本主義的湧現，兩者之間的平衡自然需要適當地調整。鐘擺開始轉向集體利益那方面。
與此同時，科技進步和地緣政治也對中國的國家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使諸如跨境數據安全等問題變得尤為重要。 曾有的「紅線」正在發生變化，而新的「紅線」也在不斷被劃定或出現。
監管行動 早有警告
最近的監管行動並非空穴來風。 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的一次講話中，已經警告過校外輔導的負面影響。他說，一些課外輔導機構「增加了家庭負擔」、「違背教育規律」、「擾亂了學校正常教育教學秩序」。此外，他亦表示，教育行業「不能變成逐利的產業」。
在今年7月的中國互聯網大會的演講中，重慶前市長黃奇帆批評了互聯網平台的商業模式。他說，他發現了四個主要問題：一、拼命燒錢擴大規模，打敗對手取得壟斷；二、利用人性的弱點來設計產品，打擦邊球，擴大流量，吸引眼球；三、利用網路平台壟斷地位，採取不對等的措施，採集客戶、採集老百姓的資訊，甚至侵犯隱私；以及四、互聯網殺熟。「這種類型的商業模式沒有產生資源優化配置，在社會總體價值創造上貢獻有限，」黃奇帆說。
中國的「十四五」規劃強調了技術創新和技術自給自足的重要，這是美國政府對高端半導體晶片等核心技術的制裁所造成的。政府還提出了「雙迴圈」經濟政策，力爭在重視國際貿易的同時，更加重視國內供需。這有賴於中國快速壯大的中產階級，對更高品質產品和服務需求的不斷增長。
改善生態 促進創新
展望未來，除了改善整體生態環境外，能多促進創新的「硬科技」，以及能夠滿足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和低收入階層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將變得更加重要。集體利益將成為投資決策的關鍵因素，這就是習近平最近在中央財政委員會的講話中強調的「共同富裕」的本質。
這些突如其來的劇烈調整，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是相當痛苦的，但它們將為中國未來的增長奠定基礎。與此同時，中國也在重新劃定新的「紅線」。在新的場景之中，有更多工作要做，這需要大量公司和投資者的加入，其中不少可能透過公私合營進行。
只要選擇正確的投資賽道，考慮到新的思路，更多的初創企業和投資者將會從新的焦點中受益。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道路的探索仍在繼續。
張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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