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讀回歸20年經濟表現

香港特區自1997年成立至今20年，經濟表現如何？與回歸前的20年相比，經濟增長明顯地放緩，經濟不均亦比前惡化。

本地GDP與人均GDP每年平均增幅，在1977至1997年期間分別為 6.6%與 4.8%；但於1997至2017年期間，兩項增幅分別降至3.2%與 2.6%。

參照政府發表的家庭住戶入息統計資料，戶主年齡介乎20至65歲的組別中，住戶收入分佈的堅尼系數（未計算各類福利轉移）由1976年0.432增至1996年0.477，在2016年更處於0.507的水平。為免扭曲有關堅尼系數，我已撇除戶主年齡在65歲以上的住戶，因為此等戶主大都已經退休而並無收入。

在上述兩段時期內，香港經濟增長與經濟不均出現如此重大變化，到底原因何在？期間經濟表現又應如何解讀？

相對於回歸前的20年，回歸後20年的經濟表現的確差勁，以下是坊間的普遍解說：

第一，有論者稱近20年來，香港經濟先後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和全球金融海嘯拖累，而回歸前的20年，則受惠於中國經濟開放下的經濟結構轉型。不過，此等因素並未能解釋為何面對相同外在挑戰，香港的表現不及新加坡。

第二，有論者指出，制訂經濟政策仍以「積極不干預主義」為原則，乃屬不合時宜。但我認為，經濟效率下降和經濟不均加劇的現象，究竟源自對此原則過度墨守成規，抑或未能貫徹到底，仍有待稽考。

1997年以前，政府向香港電訊回購專營權，以開放電訊市場；時至今日，Uber、Airbnb、海外醫生，甚或一些企業或專業人員要打入本地市場，都遇到諸多阻撓。香港的金融科技未及趕上，被中國內地訪客嗤之以鼻，種種規管障礙，窒礙創新及競爭能力，近20年來的經歷並沒有肯定的結論。

第三，1979年中國對外開放後，香港經濟結構急速轉型，由原本以出口製造業為主，變為服務業經濟。由於消費者與生產者服務，所受規管程度均高於出口商品，以致本地經濟在自由度、競爭力或效率方面均告下滑。

第四，發展成本隨着規管成本加重，引致物業與房屋發展放緩，並嚴重短缺。租金與樓價持續飆升，令經濟不均加劇（尤其是物業財富），以至亞洲區漸趨繁榮之際，香港商廈與私樓需求激增，營商成本更見攀升。

原則上，部份上列因素不無道理，但難以實證方式顯示其對香港經濟表現不濟的累積效果。其實無論任何行業，不管規模有多大，對整體經濟來說，亦只佔一小部份，能夠造成的負面影響，未免被過份誇大。

人口變化效應

我曾修讀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教授（William Fogel）的經濟史課程，其中談及美國經濟增長策略因素，即使重要如鐵路，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只屬輕微。據他估計，即使美國建不成鐵路網，亦即大多數經濟歷史學家視為美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該國增長率頂多亦只會減慢四份之一個百份點，原因十分簡單：美國人總會退而求其次，找到鐵路的替代品，前景並不會如想像般黯淡。

香港經濟增長放緩，經濟不均加劇的主因，應在於人口和勞動力兩方面的變化。在大多數經濟發達國家，勞工就業往往佔GDP一半至三分之二，世界各地的堅尼系數大都以住戶的工作收入為依據，皆因其他收入來源資料付之闕如，又或少報，是以經濟不均的現象主要靠勞工市場收入量度。

香港經濟近20年來表現不濟，根源在於二戰後的人口結構。1945至1948年，內地移民大批湧進，人口由60萬激增至180萬；1948至1951年再有50萬移民，令香港人口增至230萬。

外來移民潮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持續至今，可說是眾多因素之中最關鍵的一環，造成整體人口中不同年齡組別數目激增及銳減。

二戰結束後，在1945至1951年來港的一代以成年人最多，這一輩人傾向組織大家庭，隨之衍生的嬰兒潮尤其龐大，至1970年代這些嬰兒長大成家立室之時，卻又崇尚小家庭；隨後一代人普遍遲婚，要到2000年代才考慮成家立室，家庭成員數目亦更少。

不同世代所生育的子女數目大有分別。二戰後各世代中，以1950年代出生的子女數目最多，1970年代次之，2000年代則更少。

1950年代出生的大批戰後新生代，到了1970年代投身社會，造就本地經濟高速增長；但隨後生育率逐漸下降，自1980年代開始，職場生力軍數目升勢不再，甚至出現每隔十年數目遞減趨勢（【表1】）。香港並非單單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更飽受因年輕人口持續減少，勞動力供應短缺的問題困擾。

1961至1971年， 大批20至29歲的女性進入結婚生子年齡，30至39歲已過生兒育女階段的女性數目則下降；當時正值製衣業興盛，人手反而日見短絀，僱主唯有另闢蹊徑，以合約形式聘請外發工，讓婦女以件工方式在家工作。

1981至2011年，隨着中國對外開放，跨境婚姻日趨普及，20至29歲女性遞減數目大大不如男性；由此預計2011至21年期間30至39歲的女性，以至2021至2031年期間40至49歲女性的人口將會激增。相信2010年最低工資立法之舉，實乃受工會施壓，力求締造婦女的就業機會，讓她們最終成為工會選民。

人口按年齡組別的數目激增與銳減之勢，對就業人口的數目與結構影響至大。1971至1996年，25至44歲就業男、女性高速增長，初段期間的增速尤為明顯（【圖1】）；但1996至2016年，男性數目銳減，要到期間後段才回穩，25至44歲的女性數目則維持穩定，因勞工參與率與通過跨境婚姻來港的新移民數目均續見增長。

1971至1996年，45至64歲在職男、女性數目高速增長，其後升勢減慢，但未嘗下降。

經濟前景關鍵

雖然基於學校教育擴展，人口中受教育的平均年數得以改善，但未能抵消人口下降的負面影響。1971至1996年，25至44歲就業男性及女性的總計教育年數高速增長（【圖2】）；但1996至2016年，就業男性的總計教育年數增幅則大為放緩，就業女性增幅放緩的程度則相對溫和。

25至44歲就業人口中，按學校教育年數計算，生產力有所提高，然而顯然不足以抵消此組別人數增長放緩及數目減少之勢。這是近20年來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的主因，並且說明何以香港經濟表現不及新加坡，該國則一直通過投資於教育和吸引外來移民，致力擴大工作人口，並提升其教育水平。

香港的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亦即全面考慮到勞工、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的經濟生產力指數，以往一直領先新加坡：領先幅度計1970年代為7.7%，1980年代13.8%，1990年代46.8%，2000年代則大幅收窄至5.9%；到2010至2014年，更反而落後5.7%（【表2】）。

25至44歲的年齡組別，通常是工作人口中最具創意的一群，在我看來，其人數與人力資本增長緩慢，正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年以來，拖慢GDP及人均GDP增長的最核心因素。此乃期內經濟不均情況惡化的原因之一，而人力資本的分佈失去平衡，正正就是由於人口與教育政策失誤所致。

這當然不排除還有其他因素的影響，但若未能針對人力資本投資及其分配問題加以補救，則恐怕難以有效改善整體經濟發展與經濟不均情況。為年青一代作出投資實在是香港經濟前景所繫的最重要契機，但這當然是要假設香港的「一國兩制」得以持續下去。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