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初到現在，中美貿易戰似乎一路在升級，雙方幾乎無人知曉這場貿易戰如何打下去，又如何收場。更麻煩的是人們對特朗普到底要幹什麼還是不清楚。主流媒體還是側重於特朗普的人格、言語和風格，分析和報道儘管具有很大的娛樂性，但缺失深一層的思考。其實，從行為層面看，不管人們喜歡與否，特朗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從總統選舉開始到現在，特朗普一直在持之以恆地做着他想做的事情，一些事情上成功了，一些事情上受挫了。但不管怎麼說，特朗普算是一個行動派，和之前的美國總統很不一樣。這主要是政治人物和商人之間的區分，政治人物注重的是語言，而商人看重的是實效。美國的政治建制派迄今為止還不能適應特朗普，但美國普通社會（尤其是白人）、商界和軍界的看法則不相同，這些群體對特朗普更有比較高的認同度。
中國各方對特朗普及其政府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美國建制派的影響。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的認知受制於幾個因素。例如，美國的建制派控制着大眾傳媒，對特朗普基本上沒有任何正面的看法，特朗普和媒體之間的敵視從來沒有中斷過。又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接觸最多的就是政治建制派和與中國有商貿往來的商界，對特朗普本人及其背後的力量的了解甚少。這些都妨礙着人們對貿易戰的理解。
如何理解特朗普的對華政策？這裏首先要假定美國是自私理性的。在美國人的思維裏，「自私」便是「理性」的前提，「自私」就是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國是世界上的霸權，其最大利益便是維持其霸權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國的挑戰。這就是這些年中美兩國都在持續關切和討論的修昔底德陷阱。
實際上，當中國在思考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時候，美國也在思考同樣的問題。較之中國，這一陷阱對美國來說更為重要。原因很簡單，美國是守成大國，而中國則被視為是挑戰者。較之中國人，美國人更相信這一陷阱的存在和可能性。
中美精英階層認知不同
就中美兩國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國的精英階層並沒有任何共識。比較冷靜的人看到了兩國之間的距離，而一些人則是對中國本身沒有任何的自信。與此相反，美國的精英階層幾乎對中國正在挑戰美國形成了很高的共識度。這也就是為什麼目前美國國內各方面的力量，在中國問題上幾乎結成了統一戰線的原因。人們不難發現，儘管建制派對特朗普的各種政策都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但唯獨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他們都是高度支持的，有些甚至認為還不夠強硬。
那麼，就美國來說，如何免於來自中國的挑戰而保持美國的霸權地位呢？這裏主要涉及到政治、軍事和經濟幾個領域的對華政策。在政治上，美國的一貫政策就是人們從80年代以來一直所說的「和平演變」。對於中國，美國不可能像對待小國家那樣，直接干預中國的政治，同時也沒有像對待德國和日本那樣的歷史「機遇」，因此只能寄希望於內部的變化。80年代改革開放一開始，美國對中國就有高度的期望，希望中國有朝一日會演變成西方式民主。正是這種高度期望，美國和西方對1989年天安門事件作出了最劇烈的反應。
之後，鄧小平的「南巡」化解了這場過早來臨的中西方對峙大危機。中國通過自身的大規模、大幅度的經濟開放、與世界接軌等方式讓西方看到了另一種期待。克林頓似乎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非常相信經濟變化之後，政治一定會發生變化，這個認知促成了美國接納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
特朗普之前所有的美國總統，都是把經濟和政治一起來考量的，因此儘管貿易問題早已經出現，但他們並不想把貿易問題獨立出來加以解決。這背後就是一個政治考量，即想用貿易關聯來改變中國的政治。
軍事方面又是如何呢？美國軍方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宣揚中國軍事威脅論。這不難理解，任何軍隊都需要一個敵人，尤其是一個強大的敵人。一支沒有假想敵的軍隊是沒有任何前途的。蘇聯解體之後，中國自然成為了美國軍方概念中的敵人。
這裏的因素也很多。第一，軍方是既得利益者。美國的軍工集團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能夠釋放巨大的政治能量。第二，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加速。隨着中國的經濟現代化，軍事現代化也成為必然。第三，美國誤讀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具有防衛性質，並沒有像西方國家（包括美國本身）那樣的對外軍事擴張。但近來美國把中國的南中國海政策和一帶一路解讀成為中國的新帝國主義、新擴張主義等，則是用其自身的經驗來解讀中國，或者把其自己的經驗強加在中國之上罷了。
不過，美國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擔心，主要不是中國會對其本土構成多大的威脅，而是擔心中國會對其海外影響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影響構成挑戰。此外，美國認為中國會對其盟友構成威脅。儘管中美兩國之間小規模的衝突存在着可能性，例如在台灣或者南中國海，但因為兩國都是核大國，兩國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並沒有任何可能性。
就是說，美國對中國政治內部演變的期望沒有實現，用經濟影響政治的方式也落空了。不僅如此，中國在學會了作為手段的西方市場經濟之後，並沒有演變成為西方那樣的自由資本主義，而是成為了西方眼中的國家資本主義。
再者，用軍事手段來改變中國也沒有任何可能性。怎麼辦？這導致了美國各方面對中美關係的全面評估，評估的結果就是去年底把中國界定為美國最主要的對手。儘管美國把中國和俄羅斯並列，但俄羅斯並不是昔日的蘇聯，充其量只是美國人眼中的麻煩製造者，主要表現在烏克蘭、中東、干預美國的選舉等等領域。在美國人看來這些很麻煩，但並不會對美國構成致命的威脅。因此，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對付中國了。就連基辛格博士傳說要把其從前聯中抗蘇的手段應用到中國，即「聯俄抗中」。有關這方面的新聞在特朗普當選之後曾經流傳過，現在又流傳起來，其背景並不難理解。
特朗普將目標轉向經濟領域
而在美國眾多的對華思維中，特朗普的思維更具現實主義性質。在政治上，特朗普放棄了從前的做法，意識到美國不可能改變中國的政治。因此，在和中國的交往中，人權、價值觀、民主自由等意識形態被置於一邊。在軍事上，特朗普也放棄了從前的方法。儘管美國對小國家仍然會繼續使用其軍事強權，但中國和俄羅斯那樣的不可被美國征服的大國，軍事強權已經不可能。在這樣的認知下，特朗普轉向了經濟領域。
換句話說，特朗普放棄了從前的基於強權之上的國際秩序，也放棄了基於意識形態之上的國際秩序，而想建立一個基於利益之上的國際秩序，這個秩序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國家間赤裸裸的經濟競爭。在這種思維主導下，特朗普找到了美國的優勢。儘管特朗普的口號是美國優先，但其對外政策使用的最重要原則是美國第一。的確，美國在經濟領域具有其他任何國家所不具有的優勢，包括市場、技術、創新能力、美元等等。這些因素使得美國處於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頂端，即經濟霸權。
較之其他任何因素，無論是軍事還是政治，這些經濟因素實際上更重要，因為正是這些因素使得其他國家和美國關聯在一起，也使得特朗普能夠大肆地進行恐嚇政治。在特朗普看來，「我是第一，你依賴我，需要我；我可以恐嚇你，因為你不能沒有我」。其對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都是同一個思路。也正因為這些國家和美國的經濟關聯，他們都不敢和美國進行直接對抗。對中國更是如此，貿易戰以來，特朗普一再加碼就說明了這個邏輯。對特朗普來說，「美國第一」只是實現其「美國優先」的一個有效手段。
從特朗普的角度來看，其對中國的判斷也並沒有錯。作為商人，特朗普清楚地感覺到中國大市場對美國所能構成的壓力。中國對美國本身的優勢既不在軍事上，也不在政治上，而在經濟領域。如上所說，即使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對一些國家會產生影響，但對美國本身並無多大的影響。而經濟領域則不同了。
一旦中國成為一個類似美國那樣的龐大消費市場，那麼就會自然地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圈，而這樣一個經濟圈會對美國產生實質性影響。因此，也不難理解，這場貿易戰的實質就是「技術冷戰」，藉此美國至少可以拖慢甚至終止中國的經濟發展。如果把這個問題置於近年來人們一直在討論的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內容中，那麼對美國來說，把中國引向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因為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中國不會有實力來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
不管特朗普的意圖如何，貿易戰不可避免要對整個世界貿易體制構成巨大的傷害和破壞，這是確定的。美國其實是這個體制的主要創造者和維持者，長期以來也從這個體制獲得了最大的利益。美國的問題出在內部，主要表現在從這個體系獲得的利益不能在內部進行合理公平的分配，導致社會的高度分化。
再者，美國也看到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從這個體制獲益，而美國所獲利益不如從前了，因此就想改變。從利益分配的角度來看，美國的這種行為並不難理解。問題在於，新的體制是怎麼樣的呢？它又如何建立呢？儘管美國可以領導西方（歐洲和日本）進行體制重建，但這不僅僅是體制重建的問題，而是利益重新分配的問題。可以預見，且不說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即是在西方內部，體制重建也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需要指出的是，從國際秩序變化層面來看，很多方面的發展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中美關係的變化就是國際秩序層面的變化，而不是簡單的雙邊關係的變化。貿易戰只是中美關係發展到這個階段的表現形式之一，只是以特朗普的「形式」表現出來了。沒有特朗普，也必然會通過其他方式表達出來。隨着中美貿易戰的進行，未來的中美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未來的國際秩序。未來的國際秩序會以怎樣的形式表達出來？這是需要探討的另外一個重大問題。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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