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正相生：回歸基本步的習拜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的三藩市會晤，於11月15日如期舉行。在費羅麗莊園舉行的習拜會歷時4小時，儘管會後沒有發表聯合聲明，但雙方達成了20多項共識，最矚目的是恢復一系列軍事聯繫機制。

對於促成這次習拜會一系列誘因與背景，已有很多評論分析過，筆者在此不贅。儘管大部分因素都是客觀而真實的，但我們不能否認，在中美這種激烈競爭的格局下，仍真正能夠維繫兩個大國的關係、令兩國走向對話的，其實是習近平與拜登長年的交情，否則中方不可能再願意相信美國，而美方也不會像這次般給足習近平面子。

這次習拜會證明，在此前提下，即使近年中美關係一波三折，仍有辦法有所緩解，中美仍可就一些具體事宜如科技管制和芬太尼等，開展實際談判和交換，充分展示出溝通對話所帶來的可能性。可是習拜會亦同樣預示到，一旦這種交情不再存在，比如民主黨在美國明年大選中失利，那麼兩國關係不止會倒退，甚至連這種溝通對話機制也會一併喪失；再加上日益動盪的世界情勢，一個不好這可能是兩國最後一段緩和期，前景確實是令人擔憂。

營造政府與民間兩層面的良性互動

面對這種隱憂與不確定性，習近平在這次訪問中，有意為今後中美關係定下基調。習近平在出席美國友好團體聯合舉辦的歡迎宴會中發表演講，提出「中國從不賭美國輸，從不干涉美國內政，也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樂見一個自信開放、發展繁榮的美國」，以及「無論今後發展到哪一步，我們都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強加於人、不謀求勢力範圍、不同任何國家打冷戰熱戰」，可說是一改近年對美的口徑，當中甚至還有點過往「韜光養晦」的味道。

習近平這麼直白地把這些話說出來是不容易的，似乎是在回應拜登於去年印尼峇里島會晤中提出的5點承諾，即：美國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習近平的回應，有望成為中美「三藩市願景」的重要基礎。

另一方面，隨着早前中美多領域交流機制重啟，習近平已提出「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而在上述歡迎宴會的演講中，習近平重申「中美關係希望在人民，基礎在民間，未來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用大量篇幅講述中美關係的民間基礎，並宣布中方未來5年願邀請5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着力於強化兩國之前面臨中斷的民間關係。可見習近平這個「中美關係基礎在民間」方針不是隨便說說而已，應是想為今後不確定且波折重重的中美關係，發展出一些可超越兩國政府層面的新機制與途徑，藉以持續改善關係、破解結構性的矛盾。此舉亦可視為北京對一直不斷阻撓中美關係發展的美國國會議員，以及普遍反華的美國民間聲音的一次對症下藥。

拜登「獨裁者」論透視峰會本質

這次習拜會有段小插曲，就是拜登於會後的記者會，在記者提問下重提習近平依舊是個「獨裁者」（dictator）。有傳媒拍攝到台下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時大皺眉頭，似乎認為拜登又失言了。拜登言論亦招來了中國外交部的堅決反對。這次拜登繼今年6月曾公開稱習近平為「獨裁者」，引發外交風波之後，今次又再重提，如無意外是拜登將「獨裁者」與「威權統治者」（authoritarian ruler）混淆起來；但更重要的是，拜登的失言，恰恰道出了這次習拜會的本質及特殊性。

其實西方評論界也開始認識到，鑑於中國的政治體制及習近平的權力鞏固程度，美國總統與他直接、長期的互動，至關重要——由於人們無法確定習近平收到什麼信息或如何向他提供信息，於是領導人之間的互動，成為傳遞憂慮、發出信號與獲取信息的關鍵方式，有助了解決策者如何思考問題。在這一方面上，領導人直接向對手傳達其戰略意圖，通常會比任何的具體成果更為重要。這次習拜會的情况，很大程度就是如此。如上文所言，習近平與拜登的交情，對兩國元首的互動至關重要；拜登的「失言」正正顯示出他深刻地了解到習拜會這種本質，以及他個人在當中的重要性。

回到孫子式戰爭的契機

儘管中美與外界對這次峰會都不抱任何期望，但雙方的一些觀念與認知，已在悄悄地改變及萌芽。事實上，這次峰會的最重要目的，在於透過對話防止中美競爭演變成衝突或對抗，因此雙方早已意識到它們不能打和禁不起一場熱戰——只可文鬥不能武鬥、不可明爭只能暗鬥──這是一個潛藏的共識。在這共識下，雙方實際上只能從事一種鬥而不破或類似冷戰的「戰爭」，不存在其他選項。然而，中美兩國在過去一年幾乎陷入戰爭邊緣，皆因兩國均「忘記」了如何從事這種戰爭。

上面筆者已提到，習近平在歡迎宴會的演講中，一改近年對美口徑，甚至還帶點「韜光養晦」的味道，背後可能是觀念上的一大飛躍。習近平自執政後，認為經過百年奮鬥，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將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認定「韜光養晦」已不合時宜，並開始反其道而行。然而他不清楚的是，「韜光養晦」並不代表示弱，它反而是中國歷代最擅長的一種「戰爭形式」，強調以勢態壓倒對手不戰而勝，這在2500年前面世的《孫子兵法》中已言之甚詳。到現在終於意識到戰爭的危險及美國優勢，令中方逐步回到這種固有的「戰爭形式」上。

至於美國，儘管它有贏得冷戰的經驗，卻搞不清楚目前中美那種既要競爭，但在眾多領域又高度相互依賴的新冷戰格局，該如何理解和應對。因此自拜登上任以來，一直在「競爭」、「對抗」、「衝突」這幾個觀念上不斷繞圈，得不出任何結論。之不過，拜登政府也深知中美禁不起一場戰爭，於是就想起了溝通對話這老辦法。可是在鬥爭中溝通，實際上是個非常西方的概念，所以拜登政府應該也碰了不少釘，結果用上了派大批政府高官訪華這一招，向中方展示誠意，一定程度與北京重新取得互信，最後總算在這次習拜會中修成正果。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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