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全球社會動蕩、新冠疫情持續，未來社會的趨勢會如何發展？本社特轉載劉寧榮教授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中國商業學院暨企業研究院2021年11月27日秋季開學典禮的致辭摘錄如下，以饗讀者。
這兩年多來，我們在香港、在全球都看到了一個失衡和失序的時代，這個時代對我們到底意味着什麼？這僅僅意味着動盪正不停地干擾和打破我們正常的生活？還是意味着從這種失衡和失序中我們可以迎接一場新的變革呢？
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將20世紀稱為一個充滿希望卻也摧毀了所有幻想和理想的極端年代（《極端的年代：1914~1991》）。美國音樂家耶梅紐因（Yehudi Menuhin）也說過：20世紀為人類興起了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時卻也摧毀了所有幻想與理想。我覺得這兩句話概況的不僅僅是20世紀的場景，對於我們所處的21世紀的前20年也是一個最好的描述。
經濟現代化與制度現代化
我是一個從80年代走過來的人，那個時候的中國，天空蔚藍，我們的內心充滿夢想，生活雖然清貧，但每一天都朝着更加美好的未來進發，心情舒暢。和今天相比，那時的物資貧瘠，像今天這樣的周末，在單位裏能吃上一頓餃子已經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今天的物資極其豐富，但面對的是一個讓我們不知所以的未來，這是全球面臨的一個全新情景。
我們在80年代開始了一場轟動全球的改革，這場改革的核心就是經濟現代化和制度現代化。從經濟現代化角度來講，意味着我們要走出讓中國陷入貧困的計劃經濟，走出計劃經濟的烏托邦迷失，走上讓西方富強的自由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這一發展模式可以追溯到蘇格蘭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從18世紀的英國開始一直到後來的美國，它不斷地進行實踐，在美國幾乎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並且隨着美國的影響力和全球化的步伐走向了世界。
在全球化大趨勢下，調動市場力量的經濟改革在中國取得了驚人的成功，我們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我們的人均GDP首次跨越1萬美元的門檻，超過全球人均收入中位數。
可是我在想，實現了人均GDP增長戰略的目標後又會怎樣？香港剛剛公布了最新的貧窮人口數位，已經達到165萬。香港只有750萬人口，竟然有高達165萬人口處於貧困線之下，佔香港人口總數1/5還要多。可是香港的人均GDP在全球排名第13位，所以人均GDP對每一個人又有什麼樣的意義？
中國在40年的探索與發展進程中，現在是否到了一個轉捩點？中國正在尋求如何實行市場經濟跟計劃經濟的混合體制，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我們如何避免像香港這樣，人均GDP達到全球第13位，大量的人口卻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如何讓經濟發展最大程度地受惠於更多的民眾，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除了經濟現代化，我們還追求制度現代化。從80年代開始，全國上下都在探討黨內民主、基層民主、民眾參與、公民自由，如何規範權利，如何鬆綁與開放。我們40年來走過了這麼長一段路，但在制度現代化上依舊有很長的一條路要走。
現在中國提出一個新口號叫「全過程民主」，不僅有選舉的民主，也有協商的民主、社會的民主、基層的民主、公民的民主。中國在民主上試圖建立不同的模式，這說明民主是好東西。不管是在什麼樣的天空之下，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求經濟自由與經濟獨立，也渴望作為公民參與公眾事務的權利。不管在中國還是美國，在香港還是內地，在非洲還是歐洲，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願望，全球良性管治的最好體現就是民眾平等與自由的參與權。
兩個歷史轉捩點：兩版歷史終結論
在過去的40年當中，我遇到了兩個歷史轉捩點。一個是1989年的「歷史終結論」，大家知道，這是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在他看來，1989年蘇聯東歐巨變預示着全球範圍內自由資本主義的勝利。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不是萬能的，也有着眾多的缺陷，但就如亞當・斯密所說，市場經濟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它可以自動調節（《國富論》）。也正如經濟學家和學者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所說，自由市場經濟就是自發的秩序形成新的秩序（《自由秩序原理》）。
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這本書裏描述了自由主義者將國家視為主要敵人的體系。他認為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所以他將此視作歷史的終結。我們知道這個觀點被最終證明是錯誤的，那到底為什麼1989年會發生這樣的大震蕩和大變革？那就是蘇聯東歐社會發生了嚴重的失衡。
加拿大著名管理學家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在《社會再平衡》（Rebalancing Society）這本書裏就清楚地指出，「相對來講，在1989年是平衡取得了勝利。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由於在政府集中了太大的力量而嚴重地失去了平衡。相反，當時西方那些成功的國家展現除了社會主要方面──公共部門、私營部分與社群領域──之間或多或少的平衡。」
剛剛我提到的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如何改變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一書裏就指出：「所謂社會主義要比資本主義更能確保生產力的最快速發展，這種說法幾乎不可能是馬克思提出的，毋寧說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資本主義危機面對蘇聯『五年計劃』時的產物。」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發生巨大危機，但是蘇聯實行五年計劃，迎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
所以明茨伯格認為，NGO（非政府組織）太弱小就會發生像蘇聯、東歐那樣的崩潰。但企業不受約束就會成為無法驅逐的魔鬼，就像今天歐美各國那樣。
社會、經濟、國家如何三者並存？
但2020年出現了新版的「歷史終結論」。新自由資本主義在美國70年代之後快速發展，尤其是在美國總統列根以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上台之後席捲歐美各國，最終影響和衝擊全球。而今，新自由資本主義在歐美的最終失敗，又使得過去40年快速發展的全球化進程產生了巨大逆轉，這也是今天歐美各國發生「內卷」的最主要原因。美國甚至走向孤立主義，希望回到二戰之前，這跟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失敗有相當大的關聯。
福山（Francis Fukuyama）說，「新自由主義已死，但中國模式難以複製」。這是他去年疫情發生後接受法國《觀點》周刊（Le Point）採訪時說的。確確實實，中國這樣的管治模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學得到，這在新冠疫情出現後再明顯不過了。
最近，歐洲國家在冬天來了之後再一次面對疫情的高峰，一些國家甚至強制未接種疫苗者不得外出，但是歐美各地都出現抗議浪潮。不過，福山認為疫情控制的好壞與制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而是取決於衛生制度與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但這位在1989年聲稱自由民主主義將盛行的「歷史終結論」政治學者，這次則認為新自由主義已死。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如今我們看到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彗星之尾，我們即將回到上世紀50、60年代的自由主義，即市場經濟、對私有財產的尊重，以及通過干預手段減少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高效的國家三者並存。大流行再一次表明，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必要的。」
福山還認為，「我們不會因為聽到蠱惑就完全拋棄自由主義模式，但是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改變自由主義、社會保障和國家干預之間的平衡。」
平衡是今天我演講中的一個最重要關鍵詞，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失衡和失序的世界。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去年11月發表一份報告，題目為「重新思考美國資本主義的未來」（Rethinking the future of American capitalism），這份報告提到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哪些基於市場和非市場干預的類型和組合可以改變資本主義為所有參與者提供機會和更好的結果，同時保持創新和競爭以促進增長和更大的繁榮？哪些方面需要市場設計和重新設計來創建適合21世紀經濟及其參與者的運作良好且具有包容性的市場？」
其核心的關鍵詞就是如何讓所有人受益於經濟發展，並據此釐定方向，創建適合21世紀經濟發展的模式。我們面對的世界和過去40年的發展不同了，所以我們需要思考不同的發展模式。
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於2019年發表了一篇題為〈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歷史的復興〉（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y）的文章。他是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敵人，同時也對福山進行了強烈的批判。
他說：「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將不受約束的市場視作實現共同繁榮最無可置疑的手段，這一信念的可靠性眼下岌岌可危。很好，理當如此。人們對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的信心同時衰退，這並非偶然或者僅有相關關係。新自由主義危害民主已有40年。」
美國將迎來民主崩潰的黑暗世界？
最近，美國著名的政治和歷史作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上萬字的文章，題目是〈我們的憲法危機已經到來〉（Our Constitutional Crisis Is Already Here）。這位作者是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級研究員，負責國際秩序和戰略。他曾經擔任列根時代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的主要演講稿作者，出版了多部著作。
他在這篇萬字文章裏面提出了讓美國人和全球都非常驚恐的一個觀點，對美國的未來做出了最黑暗和驚心動魄的預言。他認為，如果沒有富有眼見的政治家做出大膽而勇敢的舉措，美國將在3到4年內進入民主崩潰的黑暗世界。他把這一預言的時間節點定在2024年11月，這是下一次美國總統大選的日子。
去年的美國大選結果增強了我對美國民主的信心，也認為特朗普不可能捲土重來，但從羅伯特・卡根這篇文章以及近來特朗普在美國的政治活動來看，這個可能性完全不能排除。令人可悲的是，美國的民主黨總統拜登已經接近80歲，曾說過四年之後不再參選，然而白宮發言人剛剛宣布，拜登下一次總統大選還會重新征戰。所以權力是春藥，這麼一個老人都抵不過權力的誘惑。
黑暗的預言愈來愈近，羅伯特・卡根說：「我們正朝着這個方向邁出關鍵的幾步，對政黨的忠誠已取代了對分權的忠誠，在特朗普時代更是如此。」大家知道美國是三權分立，如果再加上新聞的話某種程度上來講是四權分立。他說，「在這種情況下，除共和美德外，制憲者沒有留下任何其它可以防止政府奪權的制衡法律。」
他指的是特朗普在大選失敗之後拒絕承認選舉結果，試圖用暴力的手段奪取政權。他認為特朗普運動在歷史上的獨特之處不在於其激情和偏執，而在於對於數百萬美國人而言，特朗普本人即是對他們的恐懼和怨恨的回應。以前的美國政治運動，領導人和追隨者之間的紐帶從未這麼強而有力。
今天大家不要誤以為特朗普的追隨者僅限於極端白人，他們雖然是主要人群，但他的支援者眾，甚至民主黨分子也是特朗普的追隨者。這是因為他們看到美國在全球化過程當中，新自由資本主義如何摧毀了他們過去的生活方式。 在美國的中西部，一些藍領工人階級聚集的藍州為什麼會轉成紅州都去支援特朗普，原因就在此。羅伯特・卡根最擔心的問題就是，即便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也已經出現了一個準獨裁者，更何況在一個非民主國家裏。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裏就曾經說過：「當一個社會為某種集體主義信條所支配時，民主將不可避免地自行消滅。」在納粹德國、二戰的日本、今天的美國及眾多的國家，我們都看到了它的蹤影。
哈耶克在《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裏也提到：「無論主張民主的理由多麼強大，民主本身並不是一種終極的或絕對的價值，民主必須依據其所達致什麼來評判。也就是什麼樣的結果，帶來什麼樣的生活，這是最主要的。民主可能是達致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卻不是目的。」所以，民主也不是萬能的。
哈耶克甚至列舉出「民主政治」（Democracy）的四大罪狀：腐敗、無法律、軟弱和不民主（霍伊《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哈耶克的政治思想》）。民主本身的一個弱點就是不民主，民主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是一種遴選統治者的方法，而在於大部分人都積極參與其中。政府的本分是保護人的自由，這比民主本身更為重要。
在這個失序和失衡的時代，如果我們聚焦於平衡，其實不需要刻意再去追求什麼樣的模式，而應該關注這個模式本身是不是真的能夠給我們每一個人帶來自由，能不能讓每一個人參與到我們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之中，這才是至關重要的。
從大融合到大分裂，從脫鈎到重新掛鈎
從80年代、90年代的全球大融合趨勢，到今天的全球大分裂，這不僅僅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分裂，而且是眾多國家內部的分裂。在可預見的將來，這到底是不是不可扭轉的歷史趨勢呢？過去幾年，從特朗普到拜登都不斷推動與中國脫鈎，在中國也有人希望與世界脫鈎，但脫鈎是對過去40年全球化和大融合的背叛。
過去我們努力建立全球間的連結，但今天脫鈎幾乎成為全球的主流。我們到底能不能重新挂鈎？如果不能，未來的發展將非常危險。 只有重新挂鈎，全球才能持久地發展與共存。
而中國過去40年也是在和全球的連結中獲益匪淺。
全球的緊密連結從世界貿易的發展趨勢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世界貿易的歷史悠久，但全球貿易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才得到快速增長，進入21世紀之後，全球貿易更是急速發展。
再看看中國的對外貿易，1978年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時，中國的貿易量在全球無足輕重，到了90年代才快速增長，2000年後中國在全球貿易排行榜上不斷上升，2010年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中國可以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體，就是從與全球的緊密連結中發生的。今天我們發展內循環當然是出於大環境變化的需求，但外迴圈不可或缺，我們的眼光除了要聚焦內部，依舊需要繼續往外看。
從企業的發展來看，40年前中國企業的規模與力量在全球默默無聞，但2020年《財富》雜誌（Fortune）全球500強企業中，內地與香港的企業總數超過了美國，從中可以看到中國企業的發展勢頭。
我們也能從過去40年走出國門學習的人群中看到中國和全球的連結。80年代的中國人不僅到美國讀書，到歐洲讀書，我們走向日本、走向澳大利亞，那是一個全球都在我們心中的年代。今天的各位朋友，你們為什麼選擇ICB SEA，其中一點也是希望從接觸外界中開闊視野。
但這一勢頭也發生變化，這與疫情有一定的關係。2020年6月，美國給中國的學生簽證只有8個，特朗普政府疫情之下拒絕中國留學生入境，到了今年6月才開始大規模回升，近34000名中國人獲得美國的留學簽證，但今天美國對中國的留學生的政策也發生了質的變化。
中美兩國現在試圖尋找可以合作的領域以增強連結，以避免走上對抗與衝突的道路。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COP26）上，中美兩國採取共同行動，發表共同宣言，在中美目前關係非常緊張的情況之下，這是非常難得的一次合作。
由於美國通貨膨脹，石油價格不停上漲，拜登政府要求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增產遭到拒絕，最後求助歐洲、日本及中國，採取共同行動釋放戰略石油儲備，我們從中看到了中美兩國一點點重新連結的蹤跡。
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說過：”A time of turbulence is a dangerous time, but its greatest danger is a temptation to deny reality.” （Managing in Turbulent Times）。動蕩時代的最大危險就是我們不敢正視現實，而是否認現實。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曾經在中國待過很長時間，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今年春天他在一場演講中說過：「21世紀的第3個10年，也就是現在，對中國和美國而言都是不成則敗（make or break）的關鍵時期，對全球而言將是『危險的10年』。」
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帶大家回顧剛剛過去的21世紀的前兩個10年，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危機，並因此可能影響與衝擊未來10年的發展。（待續）
〈一個失衡和失序的年代：大動蕩還是大變革？〉三之一
原刊於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微信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題為編輯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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