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冷戰方酣，紅色浪潮洶湧。當全世界的視線焦聚於諸如越戰、中國文革乃至法國學生運動的時候，東亞發生了當時不太引人注目但影響甚至更深遠的變化。那就是美國啟動了經濟全球化1.0版本，把生產工序向工資低、社會相對安定、屬於自由陣營的國家與地區轉移。
當年那一輪全球化浪潮最大受益者是東亞的四個國家和地區：從北到南依次為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這四個經濟體因為與中國，尤其是與中華文化的關係被合稱為四小龍。從60年代四小龍勃興至今，世界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真正滄海桑田。四小龍如今也發生了興衰異勢的變化：南韓這個當年四小龍中，條件相對較差的經濟體，異軍突起，竟躍過陷阱，跨入先進國家行列，甚至力壓俄羅斯據全球第11大經濟體之位。它的創新科技、被統稱為韓流的文化產品在全球佔重要地位。新加坡相對而言，沒有逸出原來的格局。反而港台這些年來，表面看是社會紛爭，實則有更深層的原因致使這兩個地方舉步為艱，由原來發展條件最好的小龍，忽焉墜於人後。這些變化底蘊何在，值得詳加探究。今年適逢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市面有很多談論這一話題的文字，本欄試圖從一個不同的視角，即以當年同為四小龍的台韓星港這一時段興衰易位，興敗異勢的原因作一深層分析，讓讀者把香港20年嬗變放到一個不同層面來認識。這或者有助於對香港變化的認識。本文分上下篇二期登載，本期先比較韓台嬗變，下期是香港VS新加坡。
全球化與四小龍的興起
四小龍位處東亞，都是天然資源貧乏的地方。香港與新加坡固不侍言，礦藏不用說了，連地方都非常侷促；韓國與台灣雖有些腹地但也絕非富於自然資源。根據舊的經濟發展理論，一個經濟體要實現發展需具備豐富的自然資源如煤鐵、石油等礦藏。因此直到二戰結束，經濟學者預測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前景時，多把目光焦聚到南美各國，那裏既富自然資源，又遠離是非之地，未受戰爭破壞。阿根廷、智利、巴西、秘魯等等都曾被經濟學家認定會是戰後世界經濟明珠，唯獨東亞尤其是韓國相當長的時問內，從未入發展經濟學家的法眼。
現代經濟發展的要素，到底有能動性的，活的人與沒有生命的自然資源孰重？這一問題的答案有着時代的特點。在四小龍興起之前，毋寧說在全球化1.0興起之前因為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基本多立足於本土。就是說本土作為聰明頭腦的精英，發明出創新技術，轉化為更高的生產力，多與本土民眾直接結合，生產出產品行銷世界。這樣只有那些精英銳意創新並卓有成效的國家，才會有先進的經濟，那裏的民眾才會有高人一等的生活水平。至於精英為什麼銳意創新，大抵就是筆者所說，國家實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制度，使精英實現角色轉變，由搜刮的統治者，轉型為高效的創新者和經營者。
在這樣的時代，富有自然資源的國家，它們的自然資源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先進國家經濟發展之所需。從而或者通過貿易，或者通過投資開採吸納進口這些自然資源。在這一過程中自然帶動資源國的經濟發展。但是如果資源國沒有伴隨制度轉型，資源開發利益為掌權者所竊取，經濟發展不可持續。
很多人喜歡把全球化往前推以百年計，甚至把諸如東印度公司當作全球化的先鋒。其實這些當年實行的只是貿易層面的全球化，如果世界貿易就是全球化的話，那根本可以上溯千年以前了。當年絲綢之路不就是世界貿易之路嗎？實際上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應是投資意義上的全球化，就是一國精英把他們的創新與經營技術越過國界，轉移到他們認為條件更優越的國家（主要是薪酬更低）去進行生產與經營。當年英國精英產生的創新，火車也好，馬達也好，全都在英倫三島與英國民眾結合生產出來，然後與世界各國通過貿易，有時甚至是武力為背景的貿易，換取英國人所需的，包括用於工業生產的自然資源。當年英國精英不會把創新產生的工廠設備大量搬到外國，比如說印度，然後把產品運回英倫銷售，也就是英國精英的創新跨過國境直接與他國民眾結合而生產出產品。在這樣的時代，同時的勞動能力，在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價值大為不同，前者直接與他們的精英同胞結合而產生價值；後者則無此機緣。因而東印度公司時代即使稱作全球化與今天的全球化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並不是當年的英國精英更愛他們的同胞，主要是技術的進步，使運輸成本大幅下降，使先進國精英的創新到上世紀中有能力跨過重洋，與落後國家的民眾直接結合，產生出產品行銷世界甚至回銷母國。這樣使同樣的勞動在相當多的地方能產生相對接近的價值。
四小龍就是這樣在沒有豐富自然資源下，主要以豐富的人力資源取得成功的。四小龍當年都在不同程度實行威權政治，精英們長於治人，在當時他們的角色轉變為好像一家工廠的管工，甚至可以說是把他們治下的地方作為西方精英的承包啇，他們的功能是使工人貼貼服服、秩序井然地在流水線上進行生產。這是先進國家精英所希望的。
總之四小龍有着一個成功的共同模式，就是有豐沛的人力資源，而且都因為世界性的紅色革命而導致人員流動，而成為區域精英的流向地。這種革命風暴掀起的大浪淘沙，在一段時間把一個國家的聰明頭腦大量刮到四小龍那裏，為四小龍的興起奠下基礎，使四小龍與全球化風雲際會時，得以騰雲而起，得時則駕。有些小龍後來因雲消霧霽，終為土灰。下面將以此思路分析小龍們的盛衰異勢。
台灣與南韓：相似的歷史背景
台灣與韓國有着極為相似的歷史，毋寧說近代史更準確。兩地都具備中國文化背景，受儒家思想長期薰陶。到近代又都因日本率先實現現代轉型，富國強兵，實行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政策而都淪為日本殖民地。台灣是因甲午中日戰爭而被割讓給了日本的；韓國則受日本覬覦多時，到1910年李朝純宗皇帝的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和日本派駐韓國第三任統監寺內正毅簽署《關於韓國合併條約》才正式被日本吞併。這樣台韓有着差不多時間長度受日本，毋寧說是現代日本影響的歷史。我所以說差不多的時間長度是因為韓國與現代日本的關係雖然較長，明治之後維新精英就有征韓聲音，意圖吞併韓國，但到1910年大韓帝國一直存在，並在管治層面擔當角色；反而台灣在甲午戰爭後，割讓給日本，由日本直接統治。
二戰結束，台灣與南韓同時擺脫日本統治。台灣回歸當年由國民政府統治的中華民國；南韓則先由美軍佔領當局實行一段軍政府統治後，建立由李承晚博士主政的大韓民國。後來台韓都因國家內戰成為分裂的地方，並因冷戰的發生與持續成為事實上在美國保護下的地方。這樣這兩個地方都受到西方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在制度層面。
總之，歷史地看，台韓兩地在近代經歷極為相似，這可以解釋兩個地方當年同時晉身四小龍行列的原因。
一直到上世紀8、90年代，台韓兩地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上成就大體並駕齊驅，難分軒輊。有時台灣甚或較為優勝，比如說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台灣受創沒有南韓之甚。今天，兩地則判然分矣！南韓在創新層面全面壓倒台灣，不管是經濟層面的創新技術還是文化層面影響力都是這樣。智能手機初起時曾有一段時間出現Apple、Samsung和HTC三強的局面（當然Apple當年明顯高人一等）。但是，HTC今天怎麼樣了呢？至於被統稱為韓流的南韓文化產業之風靡東亞，甚至力壓和風，那都是南韓精英聰明腦袋在制度環境下的光輝成就。台灣文化產業怎麼樣了呢？南韓今天的GDP甚至蓋過前身作為超級大國，曾與美國相頏頡的俄羅斯；而台灣，它的一般民眾薪酬竟滑落到與對岸同胞不相上下的水平。
何以台灣於今見絀於南韓
一個地方的盛衰，尤其是經濟文化上的盛衰，在現代決定於作為精英的聰明頭腦。決定於這些人在社會的角色，決定於這些人的流向，包括在各領域和各地域的分流。
以這樣的視角分析台韓當年之共同晉身小龍行列，而今盛衰判然分途可以得到很有價值的啟示。上世紀4、50年代那兩場最終導致兩地成為分裂地方的戰爭，好象一次大浪淘沙，金子被沖到一個目的地。1949年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因為戰爭，因為政治出現人口流動。規模或許比不上永嘉與靖康之時，但就精英的流動而言，絕對是不可小覤的。中國1905年廢科舉、興學校，20世紀上半葉的國家教育投資的成果（在現代聰明頭腦一定要配以優質的現代教育），就是所養成的人才，超過一半，離開本土。其中相當部分到了台灣。這樣台灣有了作為現代腦力社會成功發展經濟的其中一個重要基礎。因為實行市場經濟和美國發起的全球化，與東亞諸國比，台灣當年聚集中國之精銳，優勢非常明顯，成為小龍順理成章。南韓當年也發生過戰爭，而且戰爭的慘烈程度超過中國很多倍。戰爭也促使南韓人員流動。但萃取效應大大不如台灣。一方面，韓國當年教育投資規模不大，在日本統治下，作為培養精英大學設置甚少，而且以招收日籍學生為主。比如作為日本九家帝國大學之一的京城帝國大學（設在首爾）一半以上為日本學生，戰後自然回日本了；另一方面，韓國作為分裂國家，南韓人口是北韓的兩倍，簡單的算術計算可以知道，人才萃取效應大大不如台灣。從這一意義說，在小龍初試啼聲之時，南韓不如台灣。就兩地自然科學諾獎得主人數也可看出這種人才萃取效應的差異。南韓迄未有人得獎，台灣則有丁肇中與李遠哲（兩人都在台灣受基礎教育）而南韓人口為台灣的兩倍。
台韓盛衰異勢出現於最近的20年。這20年對兩地影響最大者無疑是中國的經濟起飛。這種起飛產生一種虹吸作用，距離越近的（包括地域、文化、語言甚至血緣）受影響越大。
台灣精英在中國放棄計劃經濟改行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政策下，全力投入對岸的懷抱。很明顯，中國的市場化政策就是當年成就四小龍的制度轉變：威權主義及市場化。在這一過程中，精英在相當程度上擔當一種類似上面所說的管工兼統治者的角色。管工的內涵是使民眾服服貼貼在生產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原來純粹作為搜刮的統治者基礎上加上這一管工功能，但本質上還是統治者的角色。對於台灣精英而言，這簡直是駕輕就熟，而中國的人口與地域比之台灣，直是無限大的了。對於南韓而言，中國關係無論地域、文化、語言還是血統，明顯又大大遜於台灣。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台韓幾乎同時實行民主改革，告別威權政府，實行民主政治。這本來是精英徹底轉型的契機，就是徹底告別作為搜刮的統治者，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很明顯，台灣精英受到誘惑，耽於輕鬆逸樂，就好像我在另一篇文章批評俄羅斯精英見到龐大的石油利益，渾忘創新才是致勝又造福人類之道一般，辜負了轉型升級的機遇，終致枯落。而在台灣精英看來，民主政制的實行又被視為洪水猛獸，造成了惡性循環。台灣精英的短視是根本的原因。
南韓精英雖然也搭中國市場化的順風車，但是因為上面提到的距離問題，整體而言，與台灣精英大異其趣。南韓精英基本立足本土的發展。隨着南韓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南韓精英一步一步完成角色轉變，削去統治者的搜刮功能。這就是多任南韓總統獲罪繫獄的底因，總統不幸國家興就是這種轉變的寫照。這樣在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的制度下，沒有人可以在制度意義上高人一等。這使南韓精英出人頭底的路徑嚴格限定在依靠自己的努力，成就創新技術與高效經營。所有精英摒棄搜刮，摒棄以權力佔有利益，憚精竭慮，苦心孤脂，終有跨越陷阱，晉身彼岸，四龍中光芒獨耀的成就。不管是作為資訊科技成就的晶片，還是作為韓流的影片，都是腦力的產品，不是搭順風車可以成就的。
南韓的成功與台灣的挫折，對世界上兩類國家的精英都有啟示：其一是已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精英，他們如要帶領國家跨越陷阱，到達彼岸只有一條路徑，就是轉型。這也如馬克思那句燴灸所有在紅色國家生活過的人們之口的話所說的：「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那崎嶇道路的攀登上，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國家跨越經濟陷阱與個人攀登科學高峰一樣，只有精英轉型一途。另一個應該引以為戒的是美國及西方精英，全球化不應該演變為精英放棄高效創新與經營的角色，耽於使用廉價勞動為自己謀利，否則他們的角色會如台灣精英般，淹沒在平庸的大海中，世界前景也將變得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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