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紅樓人物‧性格與命運》一書,原稿12篇,由管喬中(筆名彥山及其同學黃志鴻二人,於1981年至1982年間在《韓山師專學報》前總編輯吳穎老師指導下執筆完成,分別討論了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王熙鳯等12位小說人物形象,其中多篇曾在《韓山師專學報》、《汕頭大學學報》、《花城》等期刊上發表。本文節錄自書中首篇〈賈寶玉〉。)
前文提要:賈寶玉含玉出生,但他不滿自己的奇異,只想做個普通人。寶玉反對一系列的封建制度,都是在人性解放的初步覺醒這一核心性的思想基礎上生長起來的。
然而,寶玉畢竟不是思想家,他的思想表現在感情,融化在性格,體現在行動,而沒有形成理論體系。所以,他並沒有被人視為清王朝的「不同政見者」,人們僅是拼命嘲笑他是「行為偏僻性乖張」的「傻瓜」。可是,「傻瓜」的愚蠢不肖卻是非凡的表現,正如馬克思曾引用老卡萊爾的話說:「當上帝想創作某種偉大業績時,他總是挑選最愚蠢的人去幹。」賈寶玉幹他那種離經叛道的業績時,當然又不同於李逵這類造反實踐家。他畢竟是個「銀樣蠟槍頭」的貴族公子,「在內幃廝混」的「富貴閒人」。也恰恰這一些,寶玉這一形象更體現出藝術性格典型的歷史意義和美學意義。
用天然打敗人力造作
寶玉「崇女權」、「尚平等」、「反科舉」,卻又軟弱無力,只能歎息,怨恨自己「為什麼生在這候門公府之家」。但是,這種軟弱又充滿力量。在「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時,他用「天然」之說打敗了賈政「人力造作」之說,「人力造作」可以說是「天然」的異化。賈政無話可說,只能老羞成怒喝令「叉出去」。賈政對寶玉叛逆性格的萌芽早就敏感地認識到,待到發現寶玉的行為是所謂「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蕪學業,淫辱母婢」時,就考慮到他會發展到「弑君殺父」,甚至說:「不如趁早一發勒死了,以絕未來之患!」(第卅四回)父與子的衝突,就在這矛盾而豐富的歷史內容中展開,爆發。
賈政與寶玉衝突的勝負得失,一明一暗,表現了不同層次的立體效果。寶玉是形式的失敗者,他一碰到賈政就「如避貓鼠兒一般」,聽到賈政一聲叫喚,也「不覺打了焦雷」,童貞的心理受到非自然的傷害。但在根本意義上,賈政無奈寶玉何。寶玉為了金釵兒、蔣玉菡這些丫環戲子,被打得「皆是血漬」,「由臂至脛,或青或紫,或歪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但他還說:「就便為了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第卅三回457頁、第卅四回464頁)這種雙層次的矛盾結構回旋起伏貫串全書,既委曲又縝密,體現了藝術形式的錯綜美和生活內涵的豐富性。
賈母溺愛的保護傘
寶玉是渴望藍天的小鳥。他稚嫩的心靈沒被封建羅網捕殺,是因為尚有迴旋的餘地。封建家族內各種矛盾錯綜交叉在一起,使本來緊繃着的羅網有很大的彈性。封建的神秘觀念使賈母對寶玉特殊溺愛而構成溫暖的保護傘。王夫人以自己的利害關係為重要內容的母愛,無疑又是緩衝的屏障。賈政因金釧兒事件及掩護戲子琪官出逃王府一事而大怒,吩咐將寶玉拿住,命令「拿大棍,拿索子捆上」,將他「着實打死。」賈政嫌小廝們「打輕了」,自己「咬着牙狠命蓋了三四十下」。這個時候,王夫人聞知趕來,「抱住板子」,又哭又鬧,賈政也只得「長歎一聲」,「淚如雨下」,丟掉了板子。到了賈母介入時,賈政更是「灰心,後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第卅三回)因為這樣,保護傘和屏障構成安全的「棲居地」,叛逆的小鳥可以籍此候機,等待翅膀的成熟。
大觀園也是特殊的「棲居地」,是人物特殊的行動環境。它是兩道不同平面的軌跡交叉運動而形成的一個半封閉的立體空間。它產生的隔離效果有非凡的張力,使這出歷史性的家庭悲喜劇演得更加有聲有色。
陷身女子重圍的孤獨者
大觀園可以說是女兒國的特殊領地。除了寶玉,住的全是賈府本家及親戚的姐妹,和她們的親隨婢女丫環。前面說過,寶玉的童年是在賈母與王夫人的保護傘下度過,使寶玉暫免遭賈政毒手,並造成寶玉在「內幃廝混」的特殊生活習慣,如果說這使他不會過早受社會腐化的毒菌危害而保持童貞,對性格的形成有決定性的意義的話,那麼,逐步成年時能在大觀園中生活、讀書,從某種意義來看,使寶玉有一個精神淨化的環境,發展了對黛玉的純真的愛情,這對他思想性格的發展就更有特殊的意義。花襲人這只敏感的封建叭兒狗,後來也正因為這樣而進言王夫人「君子防未然」,勸說「還教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第卅四回467頁)賈政在寶玉入園前訓了一大場話,寶玉「連連的答應幾個是」。但進園後遠離了賈政這只封建正統的老貓,離經叛道的小鼠兒當然更自由。每日,寶玉就只和姐妹丫頭們一起讀書寫字,「彈琴下棋,作畫吟詩」,「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過得十分快樂。有些讀者不能正確理解大觀園的生活。像俞平伯批評過的「消閒派」,他們讀《紅樓夢》「有一點態度卻是大背作者原意。他們心目中只有賈氏家世底如何華貴,排場底如何闊綽,大觀園風月如何繁盛,於是恨不得自己變了賈寶玉,把十二釵做他妻妾才好。」誠然,大觀園裏樓台亭閣,奇花異草,翠屏錦嶂,曲徑清流,連賈妃也感歎奢華過費,「真係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賈寶玉也揮毫寫下「眼前春色夢中人」,「玻璃檻納柳風涼」,「靜夜不眠因酒渴」,「掃將新雪及時烹」這樣的春夏秋冬四時生活的詩,表現了「富貴閒人」此時感到「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他一方面是敢於蔑視封建禮教的大膽叛逆者,但另一方面又是喜歡酌酒賦詩,消閒玩樂的寄生生活的公子哥兒。《四時即事》詩正是作為貴族公子生活的寫照。但是,大觀園又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樣存在着污穢、眼淚,掙扎和反抗。且不說賈府統治者在大觀園設暗探、伸魔爪,單就行動自由來說,大觀園又是變相牢籠。寶玉終日在這小圈子裏,不能隨意到外面舒暢地呼吸新鮮空氣。他希望擴大生活的領域,渴望圍牆外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人。「他自知『富貴』二字不啻遭我荼毒了」。以前,當別人為元春選中貴妃而得意熱鬧時,「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現在,在大觀園內也「靜中生煩惱」,「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有人評論寶玉說:「他永遠是一個陷身於女子重圍的孤獨者,熱鬧環境中的寂寞人。⑤」這概括出他的某些精神面貌。不過,大觀園雖然束縛他生活的視野,限制了叛逆性格的發展,但從某種意義來說畢竟是寶玉「情」的世界,「愛」的天地的寄託之所,使他的思想感情得以昇華淨化。
雜學化作思想批判武器
從半封閉空間引出的思想曲線無法直接為未來劃出一條金色的道路,可是在這塊敏感的土地能持久地聽到歷史悠遠的聲音和真誠的回聲。大觀園有較寬綽的間隙和彎曲的渠道。賈寶玉從而方便地弄到古典文學和哲學的著作。儘管寶釵批評他是「整日價雜學旁收」,但他從中都汲取了精神上的營養,並獲得了思想的批判武器。
賈寶玉朦朧的人性解放的覺醒,當然是在當時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但它不是時代精神的直接反映,而是通過歷史的折光反射。它有別於歐洲新興的市民意識,而是中華民族優秀的精神傳統和道德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古典文學的人道主義精神傳統源遠流長,《詩經》、《楚辭》、漢魏樂府、唐詩宋詞、元曲及明清小說,不乏同情被壓迫和被侮辱損害者(特別是婦女)的佳篇傑作,其中也透露出一些個性解放的呼聲。寶玉不喜八股文,喜歡詩詞曲賦;不讀《大學》《中庸》,卻看《西廂記》《牡丹亭》這類雜書,受到藝術的薰陶和思想的影響。他對歷史上那些反道統者更是神往、推崇、並在行動上產生相似的振幅。寶玉那種憤世嫉俗,與腐朽勢力作鬥爭的頑強精神,可以說是與屈原斥群小「競進以貪婪」,「興心而嫉妒」的戰鬥態度一脈相承。他的《芙蓉女兒誄》吸收了《楚辭》裏大量的意象詞語,寄託了自己愛善憎惡的態度,並用以表現對叛逆女奴與惡濁勢力鬥爭的同情,傾訴了自己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寶玉的「潦倒不通世務」,「有時似傻如狂」,與阮藉、嵇康有相似之處,不同者在於他不是為了政治避禍而純粹是思想情緒的反抗。他的人情觀又接近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天理」、「人欲」思想,但更落實到日常的待人接物中。而從人物形象的歷史內容來看,寶玉更比追求個人幸福的張君瑞、柳夢梅高出了很多。
發現女兒們的人品美
寶釵曾指責寶玉「無事忙」,封建統治者更認為他是「無故尋愁覓恨」,其實他「尋愁覓恨」所「忙」的,都是圍繞發現「女兒」們的「人」的意義,認識「人」的價值,維護「人」的權利,尊重「人」的人格,要求「女兒」們能過着有情有愛的「人」的生活。寶玉用中國傳統的人道主義精神作武器,與吃人的封建禮教拚搏,但卻具有《紅樓夢》式和賈寶玉式的特點。這種拼搏表現在大觀園日常生活上,表現在精神領域裏,更表現在愛情的天地中。賈寶玉反對封建制度,起初也不是從自己的被逼害出發,而是從同情「極聰明」、「極清俊」、「清淨潔白」的「上等女孩兒」的被壓迫被損害出發。他發現的,首先是「女兒」們的「人」的價值,而不是自己的價值。他真誠地認為自己比不上那些「人品」美的「女兒」。這比自我要求個性解放還先進一些,這是一種雖朦朧而卻是真正的人性解放的覺醒。寶玉的思想雖沒有形成系統理論,但作為歷史新人和文學新人來說,已經完成一個飛躍,一個大有別於屈原,嵇康,阮藉或張君瑞、柳夢梅的飛躍。
(論賈寶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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