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應強調競爭而非分工合作

如無意外，在不久的將來，粵港澳大灣區將會成為社會上很多討論的關鍵詞。究竟它的具體內容是些什麼，或者很多人都不會太關心，事關國家領導人一錘定音，無論它是怎樣的一個計劃，都總會有一些政策出台，到時大家將會隨着這個主旋律，好好的活動一下。

計劃經濟規劃難針對香港需要

而在活動的過程當中，通常都是人人讚好，全面認同，鮮有公然表示有所保留。當然，各界如何反應，基本上不影響政策本身。這是計劃型經濟的特點，政策既定，那就由上而下的層層接旨，就算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把任務完成，交出成績。至於效率（例如投入與產出的比例）問題，則不是主要的考慮。直至領導覺得有需要修改之前，政策原裝正版地付諸實踐。對此我最感興趣的問題（相信也是領導人最關心的題目）是，香港特區將會如何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與設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我心中的問題是：我並不相信目前的官方政策論述，能夠幫香港找到新的定位。

很多人覺得大灣區的概念已提升至國家的層次，反映中央的重視，也就保證會有新的政策、安排。如何與這台「快車」扣上關係，響應號召，乘着這個機會爭取政策、指標、項目，乃推動地方發展的「政治藝術」。只要大政策一出，人人蠢蠢欲動，想盡辦法，希望從中分得一杯羹。在計劃主導的系統裏，這種地方行為很容易理解，因為沒有一套新的說法，很多長期在地方層次上受抑壓的活動，難以發展起來。但論述一轉，則有可能出現生機。不過，上述情况基本上不適用於香港。香港是市場經濟，只要有利可圖（較中性的用詞是商機），便能引起商業行為。換言之，香港的問題不在於現存政策造成壓倒，而需要全新的政策，把經濟動力釋放出來，而是其他內外因素（由租金昂貴到市場規模）造成障礙。直接地說，對內地很多地方能夠產生作用的做法，未必能針對香港的需要。

而大灣區作為國家層次的政策，當然會為各個地方提供很多方便。可是，如此宏觀大計，往往會傾向於以沙盤式的模型，為整個區域定位和劃分內部分工，然後毫不具體地談談優勢互補、各展所長，總結出一個所謂新的圖案。這類規劃的毛病，是不斷重複於既有優勢上，鞏固原來的分工格局，而不是真的將整個區域的大布局重新打開，追求破格。純粹從香港的利益來看這個問題，這些客客氣氣的優勢互補概念，無助於這個社會重新走出去。套用舊式的沙盤規模到大灣區及香港之上，未來就將會是繼續原地踏步，難有什麼突破。

優勢互補只會原地踏步

如果大灣區是一個變局，它的出發點便應該有所不同。它應該引入並且強調競爭，而不是一天到晚的分工合作、互補不足，這尤其應該鼓勵澳門與內地地區有針對性地挖走香港人才，看看這些人在另一個空間能否有更大的作用。大灣區作為一個新概念，其實並不應該只在一個指定的地理空間範圍內，重新劃分分工的布局，而是追求打破原來空間上（也包括觀念上）的局限。而更重要的是，在大灣區新概念之下，儘管行政地區依然存在，並且於管理上有所分別，將來我們對很多事物、活動的理解，應該不再是香港的創意文化、深圳的科技創新等，而是跨行政區的新的個體。

舉例說，澳門跟香港在日常生活層面安排上（如資訊自由流通）最為接近，加上近年亦有一些新嘗試（如跟珠海合作的橫琴青年創業谷），大可主動出擊，大力為香港年輕文創人才，提供創作與創業空間，透過挖走香港人力資本（尤其是未成名的新進），結合當地的人才，看看這樣的一種新的模式，能否產生協同效應，既可為澳門產業多元化注入新的動力，同時又為大灣區內建立新的經濟活動集叢，作出全新的嘗試。在新的理解底下，這不再需要斤斤計較這是澳門的，還是香港的，而是集中看看這能否真的發揮作用，有所突破。而對香港而言，這種「挖角」、競爭行為所能帶來的好處，是只有這樣才能真的給社會、經濟造成衝擊，認真檢討究竟問題是人才缺乏，還是配合支持不足。沒有這種衝擊、震盪，香港社會經濟只會繼續在原有的範圍內轉圈。

以前香港人以「沙膽」自居，天馬行空，百無禁忌，以無章法為章法。且看面對中央拋出大灣區大計時，敢不敢也大膽一下，想出新的主意。這既為神功，也為弟子。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呂大樂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及香港研究學院總監。曾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教授；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早年獲取香港大學文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氏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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