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2019年5月16日新亞書院70周年校慶學術講座《中國百年學術之變與發展》演講全文。現分三篇刊登,以下為第三篇:
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是與大學不能分開的,大學與科學是一共生體。中國的大學不是縱向地從漢代「太學」承繼過來的,而是由歐洲橫向地移植過來的。同樣的,科學也是從西方引入中土的。有意思的是,科學這種知識與大學這個教育制度是清末民初同時來到中國的。
我們知道,科學革命是十七世紀在歐洲發生的,1678年牛頓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rincipia)及1689年洛克(John Locke)出版的《政府論次講》,是科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的立基之作。值得注意的是,1662年與1666年英國的「皇家學會」與法國的科學院是歐洲先後成立的「科學社群」,它們是促進科學研究與發展的新動力,也因此之後英國有了世界範圍內的第一次「工業革命」(1760—1840)。這是以機器取代人力、獸力,大規模的工廠生產取代手工業生產,可稱之為現代首次出現的「科技革命」。但是,應該注意的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卻是與歐洲的大學無關的;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在牛(津)劍(橋)大學的門外發生的。科學之進入大學、大學之成為科學發展的重地是源於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學改革。
德國大學的改革,重中之重,如前所述,一方面是取消了歐洲的「中古大學」的核心《聖經》,另一方面,則以科學作為新大學的新核心。這是歐洲的「中古大學」走向「現代大學」的先聲,德國大學也成為了世界各國大學模仿的對象。蔡元培留學德國,適逢德國大學改革的盛事,他帶回中國的正是他建構中國現代大學的思想資源。經學與科學並存的「京師大學堂」在蔡先生制訂的〈大學令〉下改變為「研究高尚學問」的現代型的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之取消「經學科」與德國大學之取消《聖經》是同一精神的。這是蔡先生親任北大校長時,特別提及的;而在蔡先生手上,科學成為大學的知識核心,正是大學走上現代,成為百年來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知識的重要能源。應該強調的是,西方的科學革命早於中國近400年,但西方大學之以科學為教研中心,則與中國的現代大學幾乎是同步並進的。中國的大學一開始就具有世界化的性格,因為大學中的科學是具有「普世性」的(蔡先生稱之為世界主義),這也是所以中國大學的學科設計與世界先進大學是接軌的,也可說是同一的(科學如物理、數學、化學等是沒有國籍的,不分國界的)。這也是中國的大學與海外的大學可以有交流,可以有合作;這也是世界的大學之間為什麼會有評比,為什麼會有競爭。大學已成為國力(硬實力、軟實力)的一個反映。
科學的發展與中國的崛起
經濟(哲學)家鮑丁(K. E. Boulding)指出,二十世紀之有特殊意義,在於它在人類史上發生了第二次文明的大轉型,而這次大轉型的基礎動力則是科學(科技)的大發展。鮑丁認為過去科學大都是業餘者的工作成果,只有到了二十世紀,科學才變為全天候的專業化的工作,且構成社會有機組成的一部分(參見 K. E. Boulding, The Mea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N.Y.: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64, p.40)。無疑地,二十世紀的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正是在制度上使科學成為全天候專業化研究的重地。二次大戰後,大學在科學的教學與研究上獲得集中性地支持,研究型大學的知識結構已成為社會學家柏森斯(T. Parsons)所說的「認知性的知識叢」(cognitive complex)(T. Parsons, Some Consideration on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J. Ben-David & T. N. Clark eds, Culture and Its Creato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276-277)。我曾指出,古代的「大學之道」以求「善」為最高旨歸,今日的大學之道已變為以求「真」為最高旨歸了(參見金耀基:《再思大學之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無疑地,科學知識的創新在大學中已取得愈來愈大的成就。加大柏克萊校區校長寇爾(Clark Kerr)極有洞見地指出,大學已是「知識工業」(Knowledge industry)的中心(參見 Clark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N.Y.: Harper Torchbooks, 1966, p.58)。
中國的大學誕生於二十世紀初葉,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就已有123間不同類型的大學,但在二十世紀中三分之二的時間,因為軍事、政治、經濟等因素,大學的發展明顯地是滯後於世界先進國家的。中國(大陸)自1949年以來,與歐美國家處於隔絕狀態,中國的大學與歐美、日本等大學也是脫節的。文革十年中,大學甚至面臨存亡續絕之境。1978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才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大學的命運。在「科教興國」的政策下,中國的大學獲得了發展的新機。40年來,環顧兩岸四地,大學林立,大學在量和質上都有顯著的擴增與進步,不少新、老大學在世界約25000間大學中已位居300、200,甚或百間之列。這可說是亞洲升起、中國升起的大風景中閃閃亮點。的確,大學地位之上升,正顯示科研素質之上升,也反映了國力之上升。著名史學家弗格遜(Niall Ferguson)在他一本講文明興衰、競賽的書中說:「自1995年以來,中國(大陸)發明家獲得的新專利數量已成長為原來的29倍,這是東方崛起的一項表徵」。又說:「西方衰退而東方崛起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是教育」(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2011,中譯本:《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 Apps》,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395)。
科學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
百年前,中國的學術之變,由經學轉向科學。自此,經學時代結束,科學世紀於焉開啟。科學因而取代經學,登上大學知識殿堂的主位。百年以來,科學的發展雖歷經坎坷起伏,但在近半個世紀裏,大學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交光互映,出現了中國現代化前未之見的新貌,而科學亦隨大學之上升而上升。時至今天,大學與科學這個共生體已是中國崛起的象徵,也是構建中國的現代文明的根本能源。
原刊於《新亞生活》,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中國百年學術之變與發展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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