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管理層憑什麼高談政治中立？|高教公民

近日有大學校長在畢業典禮中拒絕與戴口罩和平表達異見的學生握手，很諷刺的是這位校長在致辭時卻高談大學教育的理念是包容多元觀點、尊重他人的權利；另一邊廂，在經過精挑細選的240餘人「十‧一」國慶訪京團中，除了親建制人士與巨賈富豪，也有多間大專院校的前後任校長參與。大學管理層（包括校、院長與校董會成員）一方面驚恐社會與政治爭議進入校園，另一方面卻享受特殊的待遇、甘願作為政治統戰的對象，這難道不是一種既虛偽又矛盾的現象嗎？

大學生與社會大眾對大學管理層在理念與人格上有所期望自然不過，然而在已蔓延五個月的抗爭運動中，每逢重要事件（如衝擊立法會以及警暴問題等）大學管理層的回應多是發公開信譴責暴力，或是呼籲對話、尋求和解，更多的是以「不清楚」事件為由加以拖延。事實上在資訊時代很難以「不清楚」作為推搪的藉口，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完全掌握與再現事件的「真相」。對比於2014年雨傘運動時尚有部分大學校長會親自到各個佔領區關心學生的情況，在抗爭規模更大的2019年「反送中」抗爭中，能親身到現場表示關注的大學管理層反而顯得寥寥可數，因為他們擔心被捲入爭議而自己的行動被不當的解讀。

大學校園內部自然存在不同的聲音，然而以學生會較為激進與進步。七十年代以來學生會即有對抗建制的傳統，也是社會運動與辯論的參與核心；然而九七年之後愈來愈多大學管理層以「特邀」的方式參與不同層級的政協職務，以及2014年雨傘運動後各間大學多由具本土主義傾向的學生會主導也強化了這種對抗。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在進行施政報告時罕見地公開批評港大學生會的刊物《學苑》；2017年梁在爭議聲中下台後反而「高升」全國政協副主席，至此更是時常「指點」高等教育、點評大學校長。在多方力量拉扯下，大學管理層的教育理念與價值觀若是不堅定，則立場可以在短時間內左右搖擺，學生的評價因此天差地別。

大學管理層的態度反應出九七後高等教育的結構問題。眾所皆知今日的大學強調研究與世界排名，冀望在短時間內看到具體的結果就必須強化管理主義的思維，甚至在部分系所中實施教育產業化的措施，藉由設立分校增加資源與影響力，積極向外「創收」以累積資本繼續發展。事實上中港兩地的經濟整合，使得高等教育機構不可能忽視中國內地所提供的機遇；近年來中央政府所提供的各類豐厚的研究資金，也吸引不少本地學者積極的爭取。因此，大學管理層固然需要有秀異的學術聲望以及國際聯繫等基本條件，管理經驗以及公關危機的處理也不可少，如何平衡中港之間微妙的學術與政治關係更是必修的一門課。在此情況下，美其名的世界招聘但是實際上符合上述條件又與香港有聯繫的人才少之又少，我們看到愈來愈多「同額競選」的產生並非沒有原因。從校內升遷則必須要符合另類的「政治」審查，2015年港大的陳文敏事件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若從海外招聘，則不熟悉本港情況的結果是與大學間的蜜月期縮短，爭議卻有增無減。

結論：繼續期待蔡元培？

作為社會良心，大學應該引導社會前進，而非只是被動地回應社會訴求、制式的生產業界所需的人才，然而大學管理層卻愈來愈傾向噤聲與退縮。九七年後的香港高等教育有種奇怪的現象，即每當有重大社會與政治爭議，大家不免緬懷歷史希望香港也能夠有個能夠保護學生、捍衛大學獨立精神的前北大校長蔡元培，然而此種期望乃不切實際，姑且不論1949年後的北大早已被馴化為少有狂狷之士，大學發展更需要「聽黨指揮」（看看他們是如何紀念五四百年與檢討文革？），當代香港高等教育的「政學科教」結構也誕生不了似已被「神格化」蔡元培。大學管理層的任職期限愈來愈短、爭議愈來愈大，然而長遠而言他們必須明白終究是學生與社會在評價其歷史的貢獻。

原刊於《蘋果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