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收生重成績一言難盡

歷史每每循環往復。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簡稱聯招）於1990年設立，通過這個機制，每年中學公開試考生能夠同時報讀全港各間院校的資助學位課程。沒有聯招之前，各大學自行收生，各有不同收生策略。那個年代，不同大學的科系收錄學生，既以公開試成績為據，但很多會設面試，參考考生其他方面的表現。面試當然考核學生對所選學系的認識和看法，但考生背景資料公開，始終多了一重主觀因素，比如名校生可能較獲青睞。聯招則以學生的成績為主，考生以公開試總分定排名，報讀不同科系，各按成績要求入學。沒有名校撐腰，或課餘沒有特殊體藝以及其他表現的，都不影響升學。勤奮認真的學生，靠自己能力享受着一段長時間的相對公平。

大學收生時必須考慮學生的學習經歷

一種意見認為，我們的世界不斷在變，教育也要學生擁有廣闊的知識、全面的素養和正確的價值觀，那大學收生時就必須考慮學生整個人的學習經歷，而非狹窄的只以單一考試成績作指標。院校收生時應更多地參考各種能夠反映學生全人發展的證據，以及中學校長的推薦，並提供面試的機會。要看學生的其他經歷，包括社會服務、音樂、運動、辯論、學生組織等成就。

面對新時代發展，這種意見當然很有參考價值。但香港教育制度特殊，大學學位少，參與競逐的中學生人數多，成績要求高便成了不能改變的現象。一個有志升讀大學的中學生，要在公開試拿到極高的成績，否則升學無望。理論上，考好公開試，必須經過艱苦學習，能力稍低的，更要不停操練。基層學生黃卷青燈，夙夜匪懈，為的是爭取人生可能是唯一的階級轉移的機會。

爭取公開試好成績，是最具保證，也最簡單明瞭的。即使大學收生改變規則，將會參考學生在其他方面的表現，說實在的，學額少，學生仍不會放棄操練，否則升讀大學的基本分數不達標，即使其他方面表現超卓，也會被剔除於考慮範圍之外。一個學生設計個人的生涯規劃，讀好書之外，行有餘力，可關顧社會服務、音樂、運動、辯論、學生組織等。能力不及，或家庭財力不足，放棄課外活動，是很易理解的。

現在大學的競逐，除了參加本地所舉辦的DSE之外，近年一些考IB、GCSE等學生，基於不同因素，也多報讀香港的大學。過去，教育局希望能維持聯招和非聯招80%和20%的比例，主要還是關注本地學生的升學前途。但8與2之比不是金科玉律，近年一些「神科」已逐漸遠離這個比例，令參加本地公開試學生競爭加劇。

假設大學收生如一些人建議般應多參考考生其他方面的表現，很有可能課程壓力相對較小的IB和GCSE考生會較佔優勢。何況要學生在課餘參加較多的體藝和其他活動，或者能夠多離開香港到世界各地見識，建立較廣闊的世界觀，家境富裕的也會稍佔優勢，這無疑會打擊基層學生的機會。

擴充資助大學的學位

要大學收生能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需求，收生標準不只重視成績，還要參考其他表現；也不會大幅改動聯招非聯招的8和2之比，讓本地學生仍有優先升學之途，最理想的方法無疑是擴充資助大學的學位。學位數目如果有一較合理的比例，例如由目前的18%，擴充10個8個百分比，達到較接近先進地區的水平，公開試競爭性較前改善，學生也不會太倚重一次公開試的成績。讀書壓力減少，你要他們平日不埋首操練，多作其他方面的發展，多認識日新月異的社會要求，才有一較寬闊的空間。大學學位增加，即使聯招非聯招8和2之比維持，透過非聯招入學學生數目也可增加，同樣能收取不同能力和不同理想的學生。

這或許是最能對準焦點，而非漫無目的對學生提高要求的做法。增加資助大學學位，涉及大額經費的運用。錢從何來？看看近年香港基建頻繁，鐵路、跨海大橋、以至人工大島的建議等，所動用的都是為數百億以至千億計，為的無疑是香港未來的發展所需。教育經費所增的，和這些比較都只是小數目，但教育何嘗不是另類基建？大學生在質和量上都有提升，能較適合未來發展所需，不也是為香港做着最好的基建工程嗎？

鄭楚雄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從事多年文教工作，長期為報章撰寫政治、文化、教育等評論，亦從事書法創作。八十至九十年代出版過多種教材。作品有《困學集》、《過渡期香港政論文輯》、《在教改的前沿上》、《教場觀隅錄》、《那年那月，教育大事件》、《教學論爭，記錄在案》、《你不可不知的中國文化40問》、《你不可不知的文學的人生啟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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