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的某個晚上，我夢見了古先生。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地點是一間醫院的病房，房間相當寬敞，陽光從窗簾中灑入，溫暖清新。他穿着睡衣，精神挺好，站在床邊一邊收拾，一邊微笑對我說，「你看，我們那一代人很多都去世了，但上天對我還算不薄，現在還剩下我哋幾個老人家，依然健在」。
我聽後安慰他道，「您放心，您一定會長命百歲，很健康的。」説完後心裏頓有釋懷之感，原來他依然在生，真好。
醒來後，我疑幻疑真，當弄清楚了這不過是一場夢後，微感悵然，好一會才緩過神來。
希望夢中再見吧。
夢之心理與藝術表達
夢是很難解釋清楚的，即使現今科學如此發達，但對於夢的研究，就如探索大腦一樣，仍處於初步階段。將來如果能夠解開這個謎團，肯定是人類自我認知上的大躍進。
在這方面，心理學的解釋比生理學來得早得多，雖然只是洞見，而最為著名的，就是佛洛伊德（S. Freud）的《夢的解釋》。他認為夢是人類潛意識的源頭，是「潛在欲望的滿足」，從而也樹立了人類了解自我的里程碑，影響深遠。
如此論述也直接影響到西方的現代文藝創作，最為明顯的就是超現實主義（Surréalisme）的橫空出世。這類藝術認為夢境中蘊含生命秘密，也反映「真我」意識，如將之作為創作之源，就能帶來新的啟示，釋放人類天性，從束縛和假象中解放出來。
由於夢境各異，詮釋不同，故此在不同的超現實主義畫家的筆下，就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和形象，如具有黑色幽默的雷尼·馬格列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懷抱東方式溫厚深情的馬克·夏卡爾（Marc Chagall，1887-1985），畫面抽象奇特、充滿天真的胡安‧米羅（Joan Ferrà，1893-1983），當然還有滿是怪誕和欲望的達利（Salvador Dali，1904-1989）。
這一切都基於佛洛伊德對於夢的解釋，從而在不同的藝術領域，百花齊放，影響至今。對此超現實理論大師布勒東（A. Breton）感到無比自豪，「我敢斷然說，在超現實主義之前，還沒有人朝這個方向作過任何有系統的努力。」（《超現實主義第二次宣言》）
但這種思路真是前無古人嗎？難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沒有夢嗎？
湯顯祖的夢境美學
作為昆劇研究專家，古先生是這樣回應的：
「他（布勒東）不知道，在他們發動「超現實主義革命」前300多年，明代劇作家湯顯祖已經提出了『因情成夢，因夢成戲』的美學觀點，不但在文化背景和實踐方向與前者不同，且思維透徹，内涵豐富，時空更加寬廣，可給人更為開放和深刻的思考。」（《因情成夢，因夢成畫》）
和佛洛伊德一樣，湯顯祖了解夢是現實中得不到滿足的欲望之折射和補償，他也和超現實主義者一樣，希望藉着夢境，加強想像和思考的力量。但不同的是，他並沒有將夢境和現實作二元對立，否定後者，以及用非邏輯和怪異的方式，記錄或展現自己的夢境。
與之相反，湯顯祖嘗試在現實和夢境中找到一種辯證的平衡，態度是「由情入夢」，且「知夢而用夢」，方法是「入乎其內」，且「出乎其外」，用理性方式去重新組織夢境，發揮其中的人生意義和審美價值。
故此，他的戲曲作品所描述的，未必是「真夢」，更多的是經過醖釀後的「假夢」。
這些夢有的情真夢真（《紫釵記》），有的夢假情真（《牡丹亭》），有的夢真事假（《南柯記》），有的事真夢假《邯鄲記》，寄托了作者「對真實人生、歷史、文化深刻的觀察、反思、批判與展望」。
如此演繹，不但可以自紓鬱結、教育觀眾、批判奸邪，也可以啟迪人心，引人入道，更可「極人物之萬途，攢古今之千變」。
有一點值得留意，那就是在中國文化中，夢很容易流於道佛之虛無，脫離現實。但湯顯祖的夢境美學雖有道、佛思想背景，但他卻更為積極，以入世的儒者態度，希望透過創作，進行自我升華和社會改良。這裏涉及他對於人性/人情的理解，繼承了荀子的人性論和教育觀。
這與西方藝術思潮崇尚「革命」，以否定為前提的路向，截然不同。
可以説，湯顯祖是一位典型的傳統士人和理想主義者，更是一位才華洋溢，具有悲憫情懷的藝術家。在《湯顯祖的人性論與夢境美學》一文中，古先生作出如此結論：
「人世之事，非人世可盡，夢中之事，亦非夢中可盡。故戲或因夢而成，卻不能由夢完而止。戲要演到動天地感鬼神，則作家與演員必『進於道』。須『極人物之萬途，攢古今之千變』，要有哲學家的宏觀和歷史學家的視野，如此方可『知夢游醒』，導人於正途。
《四夢》之作，各有其法，夢裏夢外，真假相參，虛實相混；想象與思考，神話與歷史，共冶一爐，正是湯顯祖對其『夢境美學』多彩多姿的發揮。」
在這些文字中，我隱約看到了古先生的風範和身影。
真正認識他的人，都該會有同樣的感受。
夢生於情，情生於適
湯顯祖是多夢之人，在他的詩文中，記錄了千變萬化的夢境，唯獨不變的，是夢中之「情」。
1587年，他返回江西臨川老家探親，遇見了兒時好友帥機。帥機高興地告訴他，數天前在夢中相遇。湯顯祖頗為感動，寫下長詩《赴帥生夢中作》，認為夢的由來是「夢生於情，情生於適」，即夢境來自感情，而感情來自於真摯的情誼，詩中的「適」也包含着知音難求的涵義。
我現在不可能和古先生對話了，也不可能興之所至，隨時搖個電話，跟他天南地北的聊天了。夢中相見當然美好，但這絕非主觀意願所能左右，過去兩年，我也只是夢見他3、4次而已，有的醒後已然忘了。
寫作倒是個好方法，似乎某程度上可以延續我們的討論和情誼。每次寫作完畢，我都有更好一些的感覺，也似乎與俗人或壞人，拉開了些距離。
如此狀態古先生該是欣喜樂見的，這也是他從事文化事業的初衷和理想，希望透過文化熏陶，改變人情和人性。這方面可是與湯顯祖的創作動力不謀而合──「為情作使」，譜寫人間「極善極惡」之情，以期達到「情」的轉化及升華。
簡單的說，就是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這絕非高論，其實人人最終都是需要「善」和「情」的。回首看來，這也是我寫作的主要動力，希望自己能夠「好一些」。我對古先生至今難忘，那也是因為和他結緣，最大的收穫，就是可以令自己成為一個好一些的人。
這次夢中相見，令我重拾這份依然熟悉的感覺。
謝謝您，古先生，希望夢中再相見……
張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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