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力量影響文本及故事：讀譚徐鋒《察勢觀風──近代中國的記憶、輿論與社會》

很多學者已指出人們藉回憶產生身份認同乃至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緬懷過去成為人們吸收知識及肯定當下的媒體。然而，歷史遺存與記憶及人們有意修改、改寫記憶，乃至選取（Selection）記憶及遺忘，這也促成虛實之間的記憶，互相交纏，故歷史研究的重要，是在虛實記憶之間，盡量呈現事件面貌，研究者尤注意比較不同的文本、場合、情景，得見事件及歷史文化發展，不是單一方向，促使不同本文及記憶之間的相互角力。

同時，仔細研究影響一個時代的文本及民間的記憶，也會受到輿論的影響。輿論不只是影響社會，而從事輿論生產者，因擁有話語權，也影響了本文內容及民間的記憶，進而影響社會發展。不少歷史學者及社會學者均注意輿論，如網絡，影響了不同社群的感覺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把人們的思考及生活方式結成一體。近代中國發展，求「新」知識的人士，多傾向學習新來文化，由是形塑了新的記憶圖像，新的記憶圖像又受到新的社會輿論所影響，由是社會輿論也形塑了新的知識及感覺結構，故了解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必要知悉人們的歷史記憶與文本、事件、輿論的互動關係。

善用輿論者也可成就政治

近閱譚徐鋒《察勢觀風──近代中國的記憶、輿論與社會》一書，就是結合以上多元化的研究方向，成功運用檔案、報刊言論及日記，既注意究時代精英的言論，也注意一般平民的感情及生活世界，從而呈現一個時代風氣變動，事勢與風氣相為表裹，此就是作者所言：「察勢觀風」，希望藉此書達作者譚氏所言，成功「追索的個體生命、記憶片段與思想競逐。毋疑都是近代中國的流風餘韻，中間更多是激烈的一面，因為所謂的3000年未有之變局之中，一波一波歷史巨浪席卷之下，壯懷激烈，屢敗屢戰，搖曳不定的潮與流值得重訪與細分，而此前則對於這些面相的討論過於趨實，而較少注重那些在一切事物中的靈魂，殊不知過於僵硬的外表下面，往往有着曲曲折折的靈魂」（頁9至10）。

作者在本書中特別指出輿論對社會的影響，善用輿論者，也可以成就政治，書中也列出民國四川國學大師劉咸炘已說：「疏通知遠，即察勢觀風」（頁7），事實與風氣相良表裏，任何變化、綜合及關聯，歷史發展與時代風尚、發生一些個別事件甚有關係，這個看似容易的研究，事實上，是呈現複雜及相互依存的現象。作者本書名為「察勢觀風」，相信也是受劉氏言論的影響。

全書除了〈自敘〉外，分為7章，第一章〈曾文正公「復活」記──一段近代中國的閱讀記憶〉、第二章〈天峭地解與感同身受──作為個體記憶的甲午戰爭〉、第三章〈四川覲、桃花劫與思想戰──舒新城的蜀遊心影〉、第四章〈少年人的主義之爭──清華學生與國家主義〉、第五章〈出版糾紛、地域觀念與創修記憶──《閑話揚州》風波的來龍去脈〉、第六章〈政治壽?文化壽？──郭沬若五十壽辰暨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紀念活動本末〉、第七章〈從生活教育到人文教育──作為教育家錢穆〉，以及附錄一〈青年史學家的自我修養〉、附錄二〈擴充思想史的視野──《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讀後〉，以下談談本書的特色。

曾國藩思想與不同時代對話

其一，作者善於運用歷史記憶結合文本的研究方法。前人多研究曾國藩家書、道德人格及事功，本書作者則從知識流播史及閱讀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曾氏言論成為不少人閱讀的知識資源，故曾氏言論成為圖像，並藉此成功指出為什麼曾國藩的思想，不只是停留在清中葉，乃至影響至當代，過去得與當代對話。作者成功地藉此個案的研究，也得見近代中國人的閱讀記憶與閱讀者人生的關係。

曾國藩為清中興名臣，他的言論不斷被後人在日記及筆記中引用，他逝世後，著作不斷重刊，日後的領導人如蔣介石及毛澤東也不斷引用曾氏的治學及練兵觀點，官方的助力使曾氏言論不斷與不同時代對話，曾氏著作不斷與近現代出版社、出版文化及讀者相結合，正如作者所言「曾文正公雖死，其精神氣度隨其昔著述留存於天壤之間，並且通過印刷得以化身千萬，得以迅速傳播」，可見「曾氏的影響力與其作品市場可觀」（頁2）。

私密與公眾世界因輿論而結合

其二，作者談及輿論對社會影響，尤見本為一些個人私密世界，如感情，卻受社會輿論的影響。書中第三章談及教育家舒新城邀請往成都高師任教，書中先述舒氏在鄉間時受到《三國演義》及唐詩表述四川浪漫故事影響，但到了已發展為城市的成都後，發現此地「煙氣難聞」、「呼吸迫從」、「兵匪打成一片」、「軍閥自重」（頁60），舒氏個人感情已是喜歡鄉間節奏較慢的生活，自然看不慣城市的陋習，個人感情已影響到舒氏對成都的看法。乃至任教高師後，作者結合文獻表述了舒氏已不滿一些擁護傳統禮教者，干涉青年爭取男女平等的言論，曾發表肯定時下成都的劉雲階、高伯岷自由戀愛之言論，由是使成都一些保守人士已批評舒氏。

日後又發生當時為高師女生劉舫與舒氏發生師生戀的謠言，此事更成為一時的社會輿論，劉氏只是邀請身為老師的舒氏往郊外拍照及發給一些信函，是沒有男女愛情的關係，只是新時代女生的行為，卻「惹人炉火中燒的是家境優良，而容貌好的女生劉舫，毅然向學於舒新城，二人互動頻繁」（頁78），高師一些不滿青年人談戀愛及為不滿舒新城言論的教師所批評，舒氏已受多方面的壓力。其後，舒氏只是私下說出欲對校政不滿而離開高師，又推薦一些老師，「此原本是安慰學生，為學生考慮的說法」，卻被保守的老師視為影響他們工作。事情發展，有些人更竊取及節錄劉舫的私人日記、私密書函的內容，刊於報刊，惡意製造不依實情的言論，把劉氏與舒氏的師生戀的故事，廣為流傳於成都校園及報刊，促使學園分為「驅舒」及「擁舒」兩派，而舒氏的朋友李劼人也支持舒氏為憲兵拘捕。

作者經此表述，成功指出本是舒氏與劉氏一些私人感情，只是師生交往私言論，不是師生戀，卻為社會輿論所關注，把個人的私密世界與公眾世界結合，終於迫使舒新城離開成都教席，也帶動劉氏發表批評惡意謠言，因劉氏的言論，再次引起社會上討論男女戀愛的言論。同時，經作者研究成都學界，一些如楊森等「自詡新派」，卻反對舒氏，而一些舊派人士也支持舒氏，由此既見「我們新舊之間的層次極為繁復，新中有舊，舊中有新，這裏面的複雜性，可能遠遠超過我此前的想像」（頁116）；最終因多人討論，也影響成都政府也推動當地自由婚姻，此又可見學界應多研究近代中國社會輿論的重要，這些言論不只是影響個人，也推動一個時代風尚，這就是作者所言要從城市發展觀點，指出「透過舒氏的記錄，可以展現一個外省人眼中的四川社會文化情形，同時也揭示成都的新舊文化之爭」（頁50）。

易君左批評揚州文化的結果

其三，作者在書中成功結合出版文化、地域及民族歷史記憶進行研究。書中第五章研究身在湖南人，客居揚州的易君左在其著作《閑話揚州》，多諷刺揚州風土人情，尤多譏諷女性，此個人的著作，結合新式媒體及出版社，使易氏此書流行在揚州，更引起揚州各界，旅外揚州籍人士的批評，揚州一地的政界、女界、文化界、出版界、宗教界均批評易氏，又成立「揚州究易團」，經作者運用大量報刊文獻指出此主要因為揚州人看不起湖南人，「地方觀念與自卑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是揚州人士對昔日光輝歷史文化的懷念，因為易氏批評揚州文化，自然引起當地批評。

但這些輿論日多，反過來，引起出版此書的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各大報章，如《申報》、《大公報》等進行長期報道，不少名人如魯迅、周作人、朱自清、錢歌川參與討論，社會上曾有「倒易運動」（頁152）。最終帶上法院，易君左公開道歉，作者指出：「此事雖然告一段落，不過卻成了出版界乃至文化界繞不開的事件，不少出版機構與作者都引以為戒，無形中成為某種禁忌」（頁173）。而揚州人的勝利，反而強化了當地人士的自我認同。作者結論是：「曾經盛極一時的歷史記憶，如同夢魔嵌入當時揚州人的腦海裹，何去何從，是否能舉重若輕，既牽涉到歷史，也影響着他們的個體命運與心理構造」（頁176）。

總之，本書作者譚徐峰建基在廣泛閱讀史料，成功提出一個觀察時代風尚的視域，就是結合日記、報刊、信書、文集、政論、法庭判詞、回憶錄等研究工具，進行有關研究輿論的課題，更重要的是，作者指出時代輿論，不一定是官方推動，也有先由民間自發，民間自發的輿論又是結合個人及社會歷史記憶，也有結合個人的感情世界；而且，輿論發表既是反映一個時代的風貌，但也影響時代及發表輿論人士的心情和日常生活，乃至修改了發表言論人士的觀點及思想，由是研究輿論，不只是強調個人的觀點形塑輿論內容，也要注意輿論形塑個人和社會人士觀點。輿論一旦流行，也成為推動改社會發展，乃至改革的力量，反過來，社會發展也修改及協調輿論，輿論及社會發展，與社群歷史記憶，三者實是互為影響，一起推動歷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