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會不會大批撤離中國？

據報道，今年4月7日，日本政府敲定了規模達108萬億日圓（約合人民幣7萬億元）的新冠肺炎疫情緊急經濟措施，其中2435億日圓（約合人民幣148億元）將用於支援日企將生產線從中國轉移至本土或其他國家。無獨有偶，4月9日美國特朗普總統的最高經濟顧問拉里·庫德羅（Larry Kudlow）表示，美國政府將對從中國遷出的美國企業報銷全部支出成本。

4月14日，法國雷諾汽車公司宣布將會結束它們與東風汽車集團在武漢市的合資項目，將雷諾武漢工廠的全部控制權轉讓給東風，並全面停止生產雷諾品牌的乘用車。

供應鏈「去中國化」備受關注

忽然之間，社會對於外商會否大批撤離中國、將它們的供應鏈「去中國化」非常關心。不少人擔心，中國未來是否會被「隔絕於世界之外」。

實際上，這樣的擔心不是最近才引起的。自中美貿易爭拗之後，不少人已經在評論和指出中國將被孤立。

1月31日，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指出在中國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將會「幫助」就業機會回流至美國本土或墨西哥，因為企業會為了正常經營而遠離受疫情影響的中國大陸。4月3日，美國調查記者丹尼爾·格林菲爾德（Daniel Greenfield）則提出疫情在美國傳播將會分散人們的生活方式，促使中小企業發展並在當地出售產品，而不是任由上千種中國製造的商品充斥大型購物中心。除此之外，4月10日《亞洲日報》（Asia Times）的一篇文章亦對疫情之後的全球化進程展開了評論，認為中國的供應鏈將大概率崩潰。

我在與不少外資跨國企業高管的交流中發現他們大部分短期內的首要任務是穩定經營和現金流，且普遍認為中國市場與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仍舊舉足輕重，但如何規劃下一步還需慎重的考慮。除了市場本身，他們亦認為中國在創新，尤其是在數字層面將會迎來突破，同時也更希望政府能夠提出明確的支持政策。

歐洲生產商不熱衷撤離中國

這個發現與4月16日《紐約時報》名叫「大多數美國公司沒有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離開中國的計劃」的調查結果一致。於4月14日財新網報道了對中國歐盟商會主席喬格·伍特克（Joerg Wuttke）的採訪，他亦表示歐洲生產商不熱衷撤離中國。

對大型外商跨國公司來說中國戰略是一件大事，他們並不會輕易、草率地作出決定。以我們的理解，這些公司的高管們對中國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會基於他們對於疫情後全球秩序重構情況的判斷。而絕大部分高管們和他們的董事會對此還未有清晰和一致的觀點。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對於許多公司的供應鏈的確造成了極大的影響。華南美國商會在3月9日至14日對237家會員企業的調研顯示，近三分之一的受訪企業面臨物資短缺的問題，89%認為供應短缺將持續一至三個月，而全部受訪企業表示因受供應鏈中斷的影響自身經營受阻。

外企在中國的供應鏈有3類。首先是勞動密集型供應鏈，常見於玩具、衣物、鞋子等行業。這類公司由於成本的上漲，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就已逐漸搬到其他低成本國家，且仍在持續撤離。第二類則是以美國市場為主的供應鏈，這類公司在疫情前為降低成本已經轉移（部分）供應鏈到美國關稅徵收低於中國的其他地區。對於這些外企而言，除非美國對華關稅下降，不然這類供應鏈不會重回中國。第三類供應鏈則較為複雜，往往由集群組成，具有規模較大、知識技術要求較高的特點，常見於智能手機、汽車、先進機械，以及IoT（物聯網）、AIoT等行業。其中，汽車行業的專家表示，汽車行業在以後有可能出現中國+1的產業鏈。有一部分可能會回歸歐洲或者北美，但東亞、東歐、北美這樣的大格局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而高端電子產品方面，因為較高的客單價以及對技術更新和產品品質的要求，供應鏈需要日、新、韓、台的創新技術以及內地高效的產品組裝能力。因此，即便印度和墨西哥可以完成產品組裝，系統的工作仍舊無法完成。此類供應鏈將成為未來競爭的戰場，而中國既會面臨挑戰，也將具備不可替代的優勢。

較為複雜（sophisticated）的供應鏈的決定需要經過系統全面的思考。第一個需要思考的是成本，由於中國市場規模大且臨近市場，其供應鏈成本仍將處於優勢。第二則是供應鏈的質量，中國的製造業和發展能力在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後已難以被取代。最後需要考量的是響應性和及時性，而中國多年建立的供應鏈集群可以確保內部的高效協作和科技與創新的發展。

疫情給中國帶來挑戰和機遇

眾所周知，中國製造業在核心技術，特別是芯片方面，仍然遇到嚴重的瓶頸。芯片產業仍然是以美國企業為主，在生產方面台積電亦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業。不過領先外資芯片製造商在華營收佔它們總營收比例相當高（高通、英特爾、英偉達2019年在華營收佔總營收比例分別達到48%、28%、24%）。這場市場與技術的博弈，如火如荼。可以預見的是，核心技術的瓶頸將加速中國在這方向創新的逼迫性。

疫情給中國帶來不少挑戰和機遇。全球可能持續低迷的經濟、西方普遍的「仇華」情緒、核心技術的瓶頸、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帶來的不確定性都是中國將要面臨的挑戰。某些評論家更認為疫情後全球秩序將會「去全球化」和「去中國化」。特別令人擔心的是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來阻礙一些中國企業的國際發展和技術的取得。然而，中國亦將獲得許多機會。中國在全球範圍內最快、最強勁的經濟反彈，源於體制韌性和強度對市場的大力支持，創新、投資、消費帶來的經濟復蘇活力，外企對中國市場和供應鏈加大的依賴以及未來核心技術的突破都將幫助中國進一步的發展。

按照我們與為數不少跨國企業高管的交談，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一巨大的「黑天鵝」，他們仍清晰地意識到供應鏈經濟並不是一次搬運費用的問題，而取決於企業長期的經營。同時，他們亦意識到中國的治理能力的過人之處，在這次控制疫情和恢復經濟方面證明了它的作用。對於未來的發展，他們認為疫情將促使下一階段的產業更加重視5G、雲服務、IoT/AIoT、區塊鏈等數字基建。

過去全球化的局勢很可能會有所變化，一部分區域化或本地化的供應鏈亦可能在某些（西方）國家局部出現。加上雲科技、工業互聯網和自動化的發展，未來的製造業將會走上更加智能化，讓分布式製造（Distributed Manufacturing）更有可能出現。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製造藍圖將需要一系統工程的優化。中國將仍會是核心（之一），但為了規避風險，跨國企業會在全球供應鏈布局上做好風險控制的措施。

我們不相信外商會大批撤離中國。疫情後，在全球新秩序中的中國局勢會讓有實力和全球視野的外企，重新審視它們在中國的投資和如何積極參與中國在創新、投資和個人消費上的工作。

謝祖墀

Dr. Edward Tse，高風管理諮詢公司的創始人兼CEO，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客席教授、長江商學院管理實踐教授、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董事、顧問委員會委員暨客席教授，以及一些大型中國企業和國際投資基金的獨立董事。曾任職麥肯錫公司的美國舊金山辦事處，之後他於1990年初回到大中華區。謝博士是中國管理諮詢行業最早的從業領軍人物之一，曾經擔任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中國區總裁和博斯諮詢公司（Booz & Company）（前稱Booz Allen Hamilton，博思艾倫諮詢公司）大中華區董事長、總裁。為包括國內外的數百家企業提供過諮詢服務，涉及在華商業的各個層面，以及中國在世界的角色。他曾為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以及中國政府不同層次的機構提供過戰略、國有企業改革和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建議。他已撰寫數百篇文章以及6本書籍，其中包括《中國戰略》（The China Strategy，2010年）、《創業家精神》（China's Disruptors，2015年）和《變局思維》（2022年）。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士、碩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