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轉型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旨在改造思想

與中國近代的其他歷史運動相比，毫無疑問五四運動更廣泛受知識界的眷顧和關注。或者說得過分，知識界對五四運動有近乎宗教性質的頂禮膜拜。五四運動這個廣義上包括了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歷史運動，對知識界何以有如許魅力，是不難明白的。五四愛國運動的主導力量是知識界；新文化運動更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五四運動既然是以知識界為主導和主體力量的歷史運動，知識界對這個運動容易產生親近感是自然的。審視過去的百多年，還沒有其他的歷史運動如同五四運動一樣，知識界能發揮過如此巨大的作用和產生過如此深遠的影響。這更造成了五四運動在知識界有着無可取代的歷史地位。

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是，何以在百多年的各種歷史運動中，唯有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能起着如此巨大的歷史作用？

首先，讓我們從近代中國人的改革目標的認識過程去理解。

屢次革新不徹底激起覺悟

自19世紀中葉以後，由於外力逼拶日甚，內患日深，為了救亡圖存，近代中國出現了多次的革新運動。雖則這些不同階段的革新運動由於受客觀條件和主觀認識的制約，而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和局限性，換句話說，運動的推動者由於對造成中國困局的總體因素缺乏充分的認識，導致改革目標的不夠完整。但是總的來說，這些運動的發展是一步步走向深化。如同洋務運動的追求船堅炮利，是以器物層次為改革目標。維新運動的追求君主立憲，是以政制層次為改良目標。辛亥革命的推翻清王朝，是以政體層次為革命目標。這接連的幾個運動都各有其主導的革新目標，一個又比一個深化，事後做歷史檢討，又感到其目標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生，中國人才集中認識到，中國所面臨的危機，不僅是國力的落後，更是文化發展上的落差。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在思想觀念上做徹底改造的覺悟，才觸及了中國革新的核心問題。說得清楚點，從洋務運動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經歷多次挫折的反思，中國人對困境的造成，才算有徹底和充分的認識。而首先有此認識且承擔起這種最後覺悟的文化改造責任的是知識分子。

這裏要附帶一說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和意義的重要，不應太側重於衡量當時知識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應正視他們能無所回避、勇於揭露中國擺脫厄運、走向現代化所必須面對的全盤問題。只有到此地步，中國人對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徹底的認識。他們這一代所揭示的問題的深度和廣度，毋庸諱言到今日尚未達成，因而五四時期所標示的改革課題仍具有生命力。可以斷言，在此後的中國，只要知識分子仍舊被視為或自視為推動歷史的先驅力量，相信五四運動於知識界仍然有歷久常新的魅力。不過筆者卻認為，在推動中國近代歷史發展中，知識界發揮了主導和主體作用的，只能是20世紀初頭的30年間，這期間也正是由傳統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識分子轉化成功的第一代的形成和成長的時期。

其次，除了近代中國革新運動愈趨深入，以至到五四時期而有一新文化運動的勃興的歷史進程外，我們不能忽略與這個歷史進程相湊泊的第一代近代型知識分子的形成的歷史條件。拙稿下面則試圖從新文化運動溯源做條理，去展示第一代近代型知識分子的形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係。

維新與革命思想承先啟後

一般地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肇始，是以1915年《青年雜誌》的創刊為標誌。1917年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倡導力量的結集，遂使運動得以風靡全國。至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發展的源流，學術界多遠祧維新運動，而反置緊接辛亥革命的五四運動於不論。維新運動雖出現於前，辛亥革命運動出現於後，然則兩個運動之勃興前後相距不過數年，而且在晚清的最後十年間，是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並峙的局面，且愈到後期，革命運動愈成主流。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思想發展上與之前兩個運動的承傳關係，成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可回避的問題。

事實上，根據拙稿下面史實的疏證，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無論是反傳統思想、白話文的倡導、西方文學理論的介紹等等，都可在晚清追溯到其淵源，而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之前的辛亥革命運動在革新思想上更有一脈相承的條理。即使在人事的譜系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原先則屬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系統。不僅如此，如果從廣闊的視野，打破過往以歷史事件做理所當然的分期的局限，對歷史的理解會有一不同的面貌。

簡單地說，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的前兩個十年即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間，是中國第一代近代型知識分子的形成和成長期。這一代近代型知識分子一經形成，立刻躍登歷史舞台，成為這20年間的主要革新力量。這20年在歷史運動上說，正貫穿了晚清的辛亥革命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換句話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體和主導力量正是這輩新興的近代知識分子。這輩新興的近代知識分子如何形成，其歷史性格又如何影響了歷史的進程，正是拙稿所專注的課題。至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本身的論述，本稿則言之甚少，要待另一專著去討論了。

末尾尚要贅言的是，五四運動既如此的重要，知識界對五四運動的認識不能停留在海市蜃樓式的幻象，而應有確切和較深入的瞭解。何況，在學術思想界，無論是整體探討傳統中國文化思想，還是綜論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五四運動每每成為論述的基點。要檢驗和判殊這種種論述的切當與否，審視其對五四運動的理解和認識程度成了其中的關鍵。

最後要交代一下的，拙著中部分內容和觀點曾以論文形式予以發表。（註1）本書的寫成，香港大學趙令揚教授、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唐振常教授等曾予以指導，表示謝意。另外，對關心我的學術生命的朋友，在此表示銘感。

百年回首盼借古月照今塵

這本小著的出版，已有20年了。承北京三聯書店總經理路英勇先生和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侯明女士的好意，分別邀約再版。人總會敝帚自珍的，只要覺得有一得之見、仍有相當的學術價值，讓著作能流通於世，當然是歡喜不過的。

20年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突飛猛進，在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上尤然。20世紀80年代，作為近代史研究熱點的辛亥和五四兩段時期的歷史，更呈熱況。這次的再版，除修正書中一些筆誤和資料錯誤外，主要是擷取了書中涉及相關人物的新材料和新研究成果，以增補撰寫此書時史料之闕遺。這等相關歷史人物和材料的增補，雖或覺得煩瑣，但其重要性是更能坐實拙著的論據。至於拙著尋找史料，從人脈和思想流衍，去疏理辛亥革命到五四間歷史發展的脈絡，從而以社會思潮史的角度去理解五四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得的論斷，雖經過了20年，至今仍覺有一得之見，而有別於時論。

全書論旨在於根據大量的資料，去解釋19、20世紀之交20年間的社會思潮，尤其是作為推動歷史發展的主體和主導力量的「新知識群」的出現和時代特色，並且強調了五四運動與辛亥革命運動，在人脈與思想上有着密不可分的條理。這是過往的研究未曾措意和忽略了的，因而有礙於對五四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有通透的理解。遂不揣淺陋而應允重印。五四運動百年在即，相信經過百年的歷史實踐與研究的認識，會出現一種五四運動的百年反思，走出百年來正反相持的怪圈，俾借鏡歷史，以重新審視中國現代化的未來發展方向。此小書的再版，如能資益於賢者的思考，實筆者的佇望。

筆者雖有以1900年到1930年的30年間，以知識分子和學術思潮為主體，以延伸此書之後的研究的願望，可惜自20世紀90年代，困厄於日益繁重的出版事業，遂至學殖荒殆，事與願違，無法達成此種願望。年前雖云退休，然衰病相尋，已力有不逮。今次增補的幾篇短文，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史的研究，在作為五四思想焦點的反傳統文化問題上，做了一些新理解和新思考。

拙著之重印增補出版，得北京大學歷史系歐陽哲生教授賜序，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侯明女士、責編偉基的費心，一併致謝。

註1：〈晚清的白話報〉，載《中國學人》第六期，1977年9月。〈孫中山與五四知識分子〉，載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

新書簡介

書名：《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增補版）》

作者：陳萬雄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10月22日

作者簡介

1948年生於廣東省東莞市。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畢業，隨後入中文大學研究所，獲碩士學位。1997年赴日本國立廣島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後又獲香港大學博士學位。2007年獲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大學院士。曾任聯合出版集團副董事長兼總裁、商務印書館（香港）董事總經理兼總編輯、商務印書館電子商貿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2003年榮膺第十五屆「香港印製大獎」之傑出成就大獎。2004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主要著作有《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歷史與文化的穿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陳萬雄集》）收入「東莞學人文叢」，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