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沒有及時封關,市面上又買不到口罩,連食米、廁紙、消毒藥水等都賣到斷市,這些都被反對派視作政府無能與失策的證據。有人甚至認為,在特區政府管治下,香港已淪為”Failed State”。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政府,要吹毛求疵不愁沒有話題。政府的管治,不可能絕對好;但可以相對好,拿來與世上其他的國家比較一下就可以有客觀的答案。以香港政府在防疫方面做出的成效,絕對不比外國差,連世衛都公開稱讚香港做得好。
新冠肺炎首先在內地爆發,而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卻比世上任何一個地方都要頻繁,尤其是在農曆新年的長假期間,單日往來的人流量也可以超過10萬人次。因此,要淪陷的話,香港應是內地以外的首個重災區;但至今為止,我們亦僅出現小量的社區感染,並沒有出現失控的大規模的社區爆發。
能有這麼好的成績,當然離不開市民在防疫上的自覺和認真;但如果政府的防疫部署真是如反對派所說的那樣失當,兼執行不力,漏洞百出的話,單靠民間的努力,也是不足夠的。因大部分的公共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裏,沒有政府在全局上的部署與調配,香港不可能單憑運氣撐到今天。
我們只要看看一些與中國大陸的聯繫沒有香港那麼緊密的地區,就知道政府做得好與做得差的差異了。日本、南韓、伊朗、意大利等國家,都在出現零星個案不久,即出現大規模的社區爆發。而且很多都不知道是如何感染,沒法像香港那樣,從源頭加以堵截。情況令人沒法安心。
反對派批評政府最差的是政府沒有全面封關;但當香港尚有逾十萬人需要從大陸回港的時候,對大陸封關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香港總不能連自己人也不許回港。再者,香港經濟是外向型的,封關的後果嚴重;單是生活物資出現短缺,已足以引起社會恐慌。令政府在作取捨時,不可能只考慮防疫的需要,而不考慮其他經濟與民生上的需要;否則疫症未爆發,社會已經出現更大的問題。
反對派批評政府沒有為市民提供合規格的口罩,但這不是政府願不願意這樣做的問題,而是原有的口罩生產力根本跟不上疫情需要的問題。一時間誰也解決不了。政府能做的,只能是先集中力量保障前線醫護人員的需要。世界上哪個政府不是這樣做的?有些國家連醫護人員的需要也滿足不了呢!
反對派把市民搶購食米與廁紙的現象,也說成是政府管治失效導致的;但這種現象在很多出現疫情的地方都有,難道這麼多的國家都管治失效?很明顯,有人只是想落井下石,乘機踩多政府一腳吧了。
新冠肺炎已難免全球擴散
新冠肺炎在中國的每日新增確診數字已從高峯明顯回落,而每日新增的治愈人數卻在不斷增加;如果這個趨勢可以持續下去,中國疫情的緊張程度,應會逐步消退,社會很快可以恢復正常。
然而,在中國以外,新冠肺炎卻在急速擴散,日本、南韓、意大利、伊朗等國家,均出現大規模的社區爆發。疫情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新冠肺炎的潛伏期可以很長,最長的案例是27天。而且在潛伏期,受感染者可以全無病徵,卻一樣有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的能力。有些受感染者甚至可以在自愈前都沒有出現過病徵,以致社會上可能存在着一些長期沒法察覺的超級傳播者;導致很多人被感染了也沒法找出源頭,很難找出密切接觸者,並把他們隔離,阻止疫情擴散。
再者,新冠肺炎的病徵,在病發初期,與流行性感冒分別不大,如果不作核酸測試,很難加以識別。當此流感蔓延的高峰期,如果把所有患流感的人,都視作患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人,一一拿去測試,那成本就會非常昂貴。即使有錢,世上也沒有哪個國家的醫療系統,能承受得起那麼多突如其來的工作量。
日本算是先進國家,醫療系統已比很多國家完善,但面對突發的鑽石公主號的疫情,亦被弄得手足無措。以致沒有第一時間把郵輪上的部分乘客送上岸作隔離檢疫,導致病毒在船上大規模擴散了一段時間,日本政府仍不自知。即使到決定要乘客撤離郵輪後,測試工作仍做得甩甩漏漏。可見做這類測試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簡單。
香港特區政府,雖被反對派誣衊為「失敗」政府,但在防疫測試方面實做得比很多先進國家要好。美國近期因流感而死亡的案例大增,當中是否有部分由新冠肺炎導致,不經測試是難作判斷的。然而,在美國做這類測試是要自費的,沒買足保險的人不一定會作測試;但若然連測試也不做,又怎去隔離密切接觸者?那就很難阻止疫情進一步蔓延。
如果連美國的處境亦這麼被動,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加難有足夠的資源去阻止疫情擴散。印度的人口已快追上中國,但確診人數增長很慢,難道是病毒到了印度就失去傳染能力?更可能的情況是政府基本上沒有做測試,就當疫情不存在,省得為抗疫而煩惱。
相信採取印度一樣政策的國家還有很多,他們已認定自己並沒有力量對抗疫情入侵,小量的醫療資源只能用來照顧重病者,病情較輕的只能靠自己的抵抗力自療。
若果世上已有相當一部分國家,打算任由新冠肺炎橫行肆虐,其他國家根本不可能獨善其身。病毒在本國滅絕後,一樣會再從外國反覆回傳。所以新冠病毒遲早會全球蔓延。人類遲早會成新冠病毒最尋常的宿主。
中國式抗疫 代價沉重
世衛稱讚中國在防疫上的表現,認為中國為阻止新冠肺炎蔓延作出了貢獻。內地政府與民間都以此為榮,認為這體現了中國在體制上的優勢。
無疑,若非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怎可能突然要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城市自行封閉,並要求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停產一個月。在這段時間,各省市之間的交通往來接近停頓狀態。人們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之外,基本上不容外出。全國所有的大城市(不只武漢)都變成死城一樣。
若非中央集權,國家領袖可以一錘定音,民主議會必定會為一項影響如此重大的決定而爭論不休,沒法在關鍵的時限裏取得共識。
這類封城行動,必須做得徹底,才有效果;大部分西方政府都缺乏機制,去落實封城行動。中共有近億黨員,還有聽黨指揮的外圍街坊組織與村組織,令中央的決定,可以落實到每一戶家庭。
中國在這次抗疫行動中所表現出的指揮能力與執行能力,令西方頗為吃驚。他們原以為,取消分配制,改行市場制之後,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已經渙散;這次卻發現原來隨時可以恢復運作,而且運作得相當有效。西方擔心,一個有14億人口,可以隨時調動起來,並聽從指揮,行動一致的力量,在需要競爭時,一定是一股不可對抗的力量。
武漢只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就建造出兩間醫院,合共提供2400張病床,並成功從全國各地調來志願醫護團隊,令醫院可以接收病人,迅速開始運作。在在顯示出中國能如何調動全國資源的能力。日本有評論認為,中國今次在抗疫運動上的表現,可以反映中國的軍事動員能力,足以令有意與中國展開熱戰的國家有所避忌。
然而,中國這樣做的代價很大。領導人要把抗疫工作放在「唯此為大」的位置,那其他的需要一概只能讓步。把其他地區的醫護人員抽調去疫區的結果,是令其他地區的醫療服務無法維持在原有水平,有人可能因而失醫。此外,在疫區設備未完善之前,就第一時間派醫療人員進駐疫區,亦會增加醫療人員受感染的風險。當然,對疫區人民而言,他們極需要在這個時候得到援手。
至於全國停產對經濟造成的破壞,更不容低估。中國的企業,平均利潤不足10%;停了一個多月工,等同少了10%收入,今年已很難有利潤。如果只是沒錢賺也就算了,問題是有些公司可能因而資金鏈斷裂,只好結束營業。
此外,停產亦可能嚇怕外來投資者,令他們把生產線遷往其他國家。而外國的訂單,亦可能轉往其他生產區,以後未必再回來。這些後遺症,都足以對經濟造成嚴重的損失。可是,當此非常時期,若不肯先作出犧牲,以後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