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緣
上世紀80年代初離開電視編劇崗位後,創作力仍旺盛,計劃寫小說。為了打好基礎,要分析好小說作準備,於是拿最喜愛、是嫻熟的金庸小說來分析。花了半年公餘時間,寫就《金庸筆下世界》十章,還有腹稿十章未動筆。恰好當時創辦的「博益」出版社徵稿,在好友勸說下,周一郵寄投稿,周二便由當時「博益」負責人施祖賢先生致電約見,他說徹夜讀完我的文章,決定替我出版。真是喜出望外。《金庸筆下世界》不久出版,我郵寄一冊給金庸,可惜未見回音。
約半年後,當時台灣最大的出版社遠景出版社社長沈登恩到香港找我,希望我寫續篇。因尚有腹稿未寫,便一口答應下來,誰知過了一年半仍未著一字,沈兄表現焦急,於是不斷送贈旗下出版的論金著專集給我讀。我也問心有愧,終於拋開雜務,於三年後寫成續篇。事有湊巧,我到書局買豹毛筆練習書法,巧遇金庸伉儷也在逛書局。想到何不把新作寄給金庸,請求在《明報》逐日刊出?於是選了兩章寄出,並說自己正修讀碩士。約過了一周,竟然接到金庸親自來電,他說要請秘書,問我有沒有意當任?這是天大喜訊,簡直是奇迹,當即訂約會面。
與當世大文豪大作家見面,難掩內心興奮和忐忑不安,想不到談話的氣氛很好,後來金庸主動說出薪酬,寫在一張紙上給我看,問我是否同意。我輕鬆地看了一眼,微笑點頭表示同意。能追隨金庸工作是一種榮幸,還能計較薪酬嗎?其實,恐怕至今他仍不知道,這比我上次領薪的數字低了不少。但機構性質不同,也不能比較。金庸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上班?我說15號吧?金庸問我是否忙,我說沒事,他說:「下星期一吧!」我立即同意。那天是1988年8月8日,我成了《明報》的一分子。
與同事融和
當時我的職位是「社長室行政秘書」,與公司各部門類似輻射關係,每個部門都會聯繫,但亦非恆常接觸。初期老闆叫我和社長室新同事到各部門了解一下,大家對我們都很客氣,遇到一些知名已久的文化人,我們都表示仰慕,其中對名記者陳非和紫微楊印象最深刻。原來此前我好些刊於明報3000字特稿都是紫微楊選用的,我乘機稱謝。陳非則向我們說了一些報界的掌故,非常動聽。
和《明報》同事共事,多是融洽和暢順愉快的,有些交情維繫至今,不過暗湧還是存在。某部門的頭頭,辦公室和寫字檯亂作一團,知道是社長室來的人則有點誠惶誠恐,好像見到御林軍。聽說他此人對別人不賣賬,對下屬妄自尊大。這些聽到而難以碰到,亦恐怕是流言。好像我辭職不久,此人亦離職,在文化界消失。我曾為報社規劃一些守則,減少某部門一些資源無謂流失,看來還有微效。該部門有某君對我禮貌周周,我受之有愧。後來隔了多年此君轉職另一文化機構,向我舊交談及在《明報》工作時,因不知他認識我,把我罵得狗血淋頭。原來人臉與人心如此不同,恐怕是我斷了他一些利益,我聽後開懷一笑置之。
磨練書信
社長室的工作較有彈性。但我恆常的工作是要寫覆函,我撰稿再由社長修繕,滿意後才發出。初期金庸拿著我的信稿對我說:「語氣要謙虛些。」只因我認為金庸是成功人物,語氣便寫得堂皇冠冕,以為得體,原來還是要謙虛些。後來金庸又走來囑咐我:「字體要寫小些。」我隨即問原因,他說字體大,好像出告示給人家,這樣不好。隨即又說,一封信最好一張紙說完,這是他給我最初的指示。
由於當日經驗淺,學養不足。最初撰寫回函時都有欠得當之處,金庸便替我改稿,有時在旁還註明怎樣錯了,該寫什麼。我看到改稿,既汗顏慚愧,又感激,會整日惶恐不安,對自己深責,感到不能勝任。後來要求自己首先不能犯重覆錯誤,再找離我日久的尺牘涉獵多讀。漸漸金庸改得少了,後期我感到寫得未必好,但他再沒有修改我的文字了。甚而在一些初稿上附夾寥寥數字「寫得很好。」,這便使我開心幾天。我衷心感謝金庸對我的包容,更感謝他對我的點撥,終身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