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界謀生存

學者生涯是一種有使命的特權。「學術」可以界定得寬泛一點，科學也好、數學也好、哲學也好、人文藝術也好，都是學術，都是人類文明的支柱。沒這些東西，人類的生存跟動物的生存就沒區別。

謀定生存之後怎麼辦，怎樣過一個學者的生活？我先引用一段話，是叔本華的。

如果硬要給叔本華貼個標籤，他是悲觀主義人生哲學家。其實，他的哲學遠遠不是悲觀主義四個字可以概括的，可以叫做明智的悲觀主義。叔本華說話愛走極端。他說，絕大多數的人生是在兩個困境之間搖擺，要麼窘迫，要麼無聊。窘迫時為了生存而奮鬥，謀定生存以後會怎麼樣？叔本華說，謀定了生存，就開始無聊。他說：

「生者忙忙碌碌，孜孜以求，只為謀生存，然而，終於謀定了生存，卻不知用它做什麼；於是投入第二次奮鬥，為的是擺脫生存這副重擔，令生存變得無從感知，殺掉時間，也就是說，逃離無聊。」

我們年輕時需要為謀生存而發表，但我們為謀生存而發表時要問自己：謀定生存以後幹什麼？謀生存的過程本身有沒有價值？我們看看一些不再面對發表壓力的副教授、正教授，甚至大名鼎鼎的學者，他們的生活狀態是不是值得我們羨慕呢？他們的生活是不是很有意義呢？有時可能要打個問號。

生存不是學者的最終目的

有的人謀定生存就給自己辦提前退休，他們好像就是為了在學術界混碗飯，混個清閒的工作。還有更難理解的，開始是謀生存，但在謀生過程中形成某種慣性，謀定生存後忘了什麼是生活，忘了生活的目的。有的學者出了大名，仍然炮製灌水文章，走火入魔，為發表而發表，這是他原來想要的生活嗎？他們好像是在謀生存過程中培養出了自信，謀定生存後把這種自信膨脹為自負，再發達一點又進一步把自負膨脹為自戀，最後把自戀膨脹為自我神化，覺得全世界只有他是對的。這個從自信演變到自我神化的過程，在研究方法問題上表現得最明顯。

有的學者，自己碰巧會個什麼方法，就堅信那是唯一科學的方法，把其他研究方法都視為垃圾。極左分子是「唯我獨革」，這種人是「唯我獨科」。學術界跟金庸先生筆下的武林江湖類似，門派林立是正常現象，但總是有任我行、左冷禪、岳不群這樣的野心家，妄想一統江湖。這種人如果掌握了學術權力就會變成施虐狂，變成教主，彷彿他可以創造一個偉大的學派，可以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這樣的人我實在無法理解。

按照我的理解，學者首先要在學術界謀生存，但生存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學者生涯是一種有使命的特權。學術研究是偉大的事業，超越學者的個人生命。這裏的「學術」可以界定得寬泛一點，科學也好、數學也好、哲學也好、人文藝術也好，都是學術，都是人類文明的支柱。沒這些東西，人類的生存跟動物的生存就沒區別。

爭地盤和文明政治

我看電視最喜歡兩類節目，一類是講宇宙的，宇宙是怎麼起源的，黑洞是怎麼回事，太陽還有多長時間的壽命；還有一類是講動物的，動物世界非常好看，我看來看去覺得人就是動物。所有的食肉動物，甚至很多食草動物，有地盤概念，也就是領土（territory）觀念，跟我們人類非常相似。人類有國界，動物有地盤，獅子和老虎為了維護地盤與同類打架，人類為了地盤彼此戰爭。為什麼有地盤呢？為什麼獅子認為這塊地盤就是它的呢？地盤概念到底是什麼呢？為什麼凡是進入了我的地盤的其他動物都是我的口中食呢？這跟人類政治非常相似。人類為了爭王爭霸彼此殘殺，就是因為一旦登上王位，王國裏所有的人、所有的物就都成了他的財產，他可以為所欲為。

我看了動物世界覺得，第一，人是動物，第二，人不應該僅僅是動物，人還得是人。江總書記曾經有個提法，叫發展政治文明，就是發展文明的政治。與文明的政治相對的，當然就是野蠻的政治。野蠻就是沒有規則、沒有底線，文明就是講究規則、有底線。我們可以拿體育比賽舉例子，比如NBA、CBA、英超、德甲、意甲、西甲。大家，特別是男性，喜歡看比賽，因為比賽就是競爭，所有體育比賽都是文明化的戰爭。我們看不同國家的體育比賽時，根據隊員的表現、觀眾的表現，就可以判斷那個國家的文明水平，尤其是政治文明的發展水平。

我說這些，只是為了說明一點，作為政治學學者，作為社會科學學者，我們做學問的最終目的是對政治文明的發展有所貢獻。

原刊於《在學術界謀生存》，本社獲授權節錄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