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領域，目前還是我老子第一！

老子還是天下第一

英國有個《 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雜誌不久前公布2017／2018年度最新世界先進大學排名，英國兩所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蟬聯榜首和第二。我好好地細讀了一下，在全球50所頂尖高等學府中，主要都是用英語教課的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大學包了。亞洲大學也有13所上榜，如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新加坡大學也都是用英語教學的。中國內地大學中，北大放在第27位，清華第30位，上海的復旦大學則被排名到第116位，浙江大學則榜上無名。接着，英國的QS（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也發布最新2016-2017世界大學排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得首位，史丹福大學第二，哈佛大學第三。給人的印象是，英美大學名列前茅，因為他們的文明程度高於其他國家。總算他們也把清華和北大放進前50名，我看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中國目前的影響不可忽視。德國也有近十所高校進入前100名。按理說，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更多，但是，德語仍屬於小語種，聯合國目前也還未把德語列為國際通用語言。「你們的博士生寫的博士論文我們英國看不懂啊！」

總之，英國路透社一公布這兩次的評比，全世界的輿論紛紛轉載，吸引了全球學界的眼球，但是，誰都知道，要進入這幾個頂尖英美大學，每學期幾萬歐元的學費，再加住宿、生活費，首先你要有這個經濟實力。每想到這裏，我這股氣就不打一處來。你們這幾個大學被吹得世界數一數二，但是，除領諾貝爾獎外，世界上各個領域的頂尖人物，有幾個出自你們大學？

現實就是如此

不過話又說回來，真奇怪，每當英美推出牛津、劍橋、史丹福、哈佛為全球數一數二的大學時，還真的就被世界承認，宣傳得沸沸揚揚。我心裏就問：是誰選你出來評論的？你有什麽資格？你掌握的英文資料客觀嗎？全世界的大學有上萬家，而用英語上課的大學，除英美澳以外，還有多少？目前英語是世界上最普遍推廣的語言，和近代西方帝國擴張史有關，目前一篇好的大學論文被國際承認，必須用英文寫或者翻譯成英文。就是德國大學，也就是這十來年，為了多吸收外國學生來德國大學讀書和讓德國大學生掌握英語後走出國門，才在某些科技專業上，用英語上課，也允許用英文寫博士論文。現實就是如此。你打抱不平也沒用。

這種比賽、選拔制度來自希臘

就我所知，所謂的排名、評比、選拔冠亞軍等制度都是早在2000多年前來自希臘競技比賽的運動會上。後來希臘文明成為西方文明的搖籃，這種比賽制度逐漸擴展到全世界各個領域。有專家說，中國古代的考試制度對世界的文明也起到很大的啟發作用。的確，評比有它積極的一面，可以刺激水平的提高，但也必須承認，有它的負面作用。最近我在德國學界就聽說，一些大學對《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此排名後，很不滿意。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的一位法學教授法朗索瓦批評說，這些評比條件都是英國人自己按英國大學所具備的條件的好壞制定出來的。

大學排名準則

但這些條件又是哪些呢？為此，我專門查看了他們的資料，的確對所謂的好的大學有具體評比的規定：經濟活動不斷創新；教職和學生的國際化程度和教學品質要高；授予博士學位的人數比率要大；大學本科的師生比率要縮小；年度研究經費要充足；大學部和研究所的學生的對比要適中；國際學界聲望要高；年度研究收入要好；學術論文發表數量要多；公共研究收入與總的研究收入對比顯着提高；論文引用率和影響力不斷擴大等等。有的西方大學批評以論文引用率和公共研究收入的多寡來評論一個大學水平的高低是不公平的；英美大學的好壞愈來愈和商業利益掛鈎了。英、美大學收學費，每年最高已達4萬歐元。自我顯擺來刺激收入，也是他們的價值觀，並不覺得害臊。

我們要把握住亞洲自身的文明

最近讀到鄭永年教授一篇精彩的演講給我很大的啟發。的確如此，我們中國的古代文明是教育人們克己復禮、謹慎謙虛、不要張揚，故而，西方文明遠遠超過東方文明在世界上的傳播。目前，中國經濟的崛起使中國的文明愈來愈被人們所重視和探討，一些心胸窄小的西方政客開始認為中國對西方開始真正的威脅，其實這只是一個起步。中國體制、中國模式、中國特色所體現出來的東方價值觀，還沒有進行科學系統的分析，中國的發展經驗和儒家文化僅僅是亞洲價值觀中的一部分，亞洲國家有各自不同的發展道路。事實已證明，盲目照抄西方的經驗是難以持久的。我們要把握住亞洲自身的文明。中國文明中或更有它的普世價值，要逐漸把我們的核心價值體現出來與世界共享。

鄭永年教授指出，要想思考、解釋中國的未來，不能孤立地只看中國本身，要把中國放在世界文明中，從文明的角度看中國的未來，把握住文明的方向，才能把握中國未來的方向。他強調中國的文明是學習的文明，不同於宗教文明的排他性，中國的世俗文明具有開放、包容、進步的特點,應該以中國文明為主，吸收、整合西方文明，要在新的綜合的時代背景下構思亞洲價值觀。妙！妙！妙！

關愚謙

國際時事評論家、作家、翻譯家。1949年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後在中央部門擔任俄文翻譯，1957年反右運動後被下放青海。1962年調回北京，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負責對外聯絡工作。1968年出走埃及，後赴德國。在德國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任教近30年。 長期為香港《信報》、新加坡《聯合早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德國《華商報》，《歐洲新報》等報刊的專欄作家。現任德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上海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國外理事。用中、德、英、意多種語言出版了20餘本著作，包括《燦爛中華》、《中國文化指南》、《歐風歐雨》、《浪跡天涯——一個追求自由者的自述》、《情——歐洲情話》等。2018年11月22日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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