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鴉片戰爭戰敗，所以改變香港的命運？|林準祥

十八世紀初，當英國仍未壟斷東亞地區的貿易時，荷蘭、瑞典和葡萄牙正是中國主要的海上貿易夥伴，西方商旅來華的目的，是從中國採購利潤豐厚的絲綢和瓷器。踏入十八世紀後半期，英國船隻已取代西班牙，處於遠洋中國的領導地位，從英國到東亞的商船隨之大幅增加。正當西方與中國的海上貿易集中以廣州為中心的時候，香港島只一個荒涼和以漁業活動為主的小島，對西方船隊來說，香港島的南岸，是提供食水、補給和避風的優良海灣，完全沒有考慮作為貿易港或中轉港的想法。

由於中國出口到英國的絲綢並不是一級的品質，已不能與波斯和印度的出品作出競爭，故中國綢緞出口到英國開始衰落，只有生絲出口仍是活躍。幸好茗茶風氣在英國盛行，中國茶葉開始取代真絲大批進口英國，引致大量白銀流進中國，形成極嚴重的貿易順差。當兩國的貿易出現極大差異時，流失的一方定必找出平衡或逆轉的辦法，其中的辦法多不是對方樂見的。英國商人發現鴉片進口中國十分有利，鴉片貿易在十八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因而出現大幅增長。

鴉片販運在中國屬非法活動，故東印度公司盡量避免直接參與鴉片貿易，但在印度將生產鴉片國營化和作定期拍賣，並大力支持英印私商和散商販運鴉片到中國。中國由原來的貿易順差，很快便轉為逆差，情況愈來愈嚴重和失控。為了阻止金銀外流和鴉片廣泛流通的禍害，清政府加強禁止進口鴉片的政策。但是利之所在，出現愈禁愈旺的情況。而香港的命運，亦因中國政府多次企圖禁止鴉片進口的情況下，出現於西方對華海上貿易的路線圖上。

香港命運的改變，若說是因為鴉片戰爭戰敗，被割讓給英國作為殖民地而開始，那是將因果關係弄錯。香港的重要性，全是因為鴉片貿易禁運，引致中、印、歐航線的中轉站出現改變。西方商船往來中國廣州和澳門的航道，一般取道担竿群島和萬山群島以北，進入大嶼山以南，再北上珠江。部分船隻會靠近沿岸航道，行走港島南部，通過南丫島海峽，穿過急水門，進入內伶仃北上珠江。因為清政府實施鴉片禁運，來自印度的大小鴉片船便不停更改貨物進口的路線和停泊的港口。亦因為如此，東印度公司也於1810年前，多次在珠江河道和珠江口的水道作詳細的測繪，環繞着香港島的水道亦開始備受注視。踏入1825年，香港島已出現在中、英、印的航運路線圖上，但販運鴉片為主的中外貿易貨船仍然以伶仃島和金星門為主要的中轉站。

1834年東印度公司與華貿易專利完結後，導致私商大舉進入中國，鴉片販運的問題和中英間的摩擦日增。清政府禁煙的政策不斷改變，大小鴉片商人已察覺到需要比較安全的轉運停泊港口。香港北岸的水道擁有廣闊的海灣和三不管的獨特地理優勢，遂開始被鴉片貨運船長和進出口洋商採納作為中轉站之一，發生的時間應該不晚於1838 年。

不少原駐於廣州和澳門的巴斯商人，已利用香港作為鴉片輸入中國的中轉站，亦將出售鴉片所得的白銀和黃金，以香港作為中轉站運回印度孟買。

中英兩國因鴉片問題開戰，英政府以取得中國沿海一個島嶼作永久英屬貿易居所為重要方向，當年舟山、廈門、台灣和香港都屬考慮之列。最終由義律選擇了香港島，這個結果並不是偶然的決定，而是港島的海灣早已是大部分鴉片商人利用作中轉港的地點，其中極力推薦香港島的人正是怡和大班。在中英交戰期間，原本停泊於廣州和澳門一帶的西方船隻，幾乎全部轉移到香港北岸的海灣，其中包括英政府的談判代表義律在內，也是在香港水域的船上處理事務。

離不開英國商人的鴉片貿易

香港新的命運因鴉片貿易而開始，亦因中國於鴉片戰爭戰敗後出現改變。港英時期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多是沿於1960 年代英國教授為香港開埠作出的判斷：香港是一個天然的深水港，大型船隻可停泊港內避風，故發展成重要的貿易港口城市，立論完全避開談及不光彩的重要因素。實情是深水港並不是選擇香港島的主要因素，香港的開埠是由英國的鴉片販子所推動，開埠後的經貿金融活動，也是以販運鴉片為主，至於香港政府的營運資金和港島初期的建設，也是從中國政府鴉片戰敗賠款中資助。簡單地說，做成香港的開埠和初期的發展，完全離不開英國商人的鴉片貿易。

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利用原始檔案，重新梳理香港開埠前後的歷史，時段追溯到香港島被西方發現開始，直到開埠15年後，香港的經貿金融已蓋過廣州的1856 年止。這段時期的香港歷史，前人學者的著作十分豐富，故本書的主題盡量避免前人已作詳細談論的內容，集中討論其中被忽略或是歷史觀點出現商榷的地方。亦因如此，書中有不少篇幅觸及香港地名的變化和地理位置的變更。至於香港開埠初期辦學的情況，更重新梳理雜亂的資料，有系統地展現出來。書內各章亦以新的角度探討開埠初期的司法、土地發展、商貿經濟和金融活動，得出的判斷或與前人的結論出現分歧。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填補香港早期歷史的一些空隙，並增強讀者研讀香港歷史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