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我們從未認真準備過|呂大樂

我一直認為，香港社會和香港人從來沒有認真為九七回歸做好準備。我明白，這句說話聽起來像胡言亂語，但說實話，我們究竟有做過哪些工作，可以幫助整個社會充分準備如何面對過渡的呢？這是值得深思的課題。假如連最基本的準備也未曾做好，那又怎樣面對未來的十年、二十年呢？

可以想像，一定有很多人會反問：我們不是有《基本法》嗎？難道整個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都是白過的嗎？怎可以說未有認真準備呢？

我之所以認為我們從來沒有認真作好準備，原因有三。首先，在原來的構思中，就是不需要做太多準備；曾幾何時，這種想法能令大部分港人覺得安心。「五十年不變」作為主導九七回歸和「一國兩制」的重要概念，重點在於保持現狀，以不變來應付一個不確定的政治未來。這個不變當然並不表示沒有需要做好準備，但大部分準備工作都是放在盡量減少轉變這個策略方向上面。我曾形容這是一種「急凍香港」的思維：將八十年代初期所謂香港最好的（對不同的人自有不同意思）制度元素，以寫入《基本法》的方式，保留下來；到九七回歸之後，將這套設計「解凍」（理論上，連這個程序亦沒有必要，事關香港的社會經濟制度在1997年前後，應以直通的形式過渡），便可以幫助香港人和香港社會應付一個不確定的政治未來。

原初構想本就不需太多準備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思考未來的種種問題、矛盾；現在被形容為一無是處、走到盡頭的「民主回歸」（其實是一個大的思想框框，而不是某一批人所獨力主張的政治路線），曾經就好些重要的課題（如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公務員團隊的政治位置等）引發討論，只是當回歸大局既定之後，社會上的主要利益集團便對這類討論失去了興趣。既然維持現狀才是最為重要的一點，那又何來做好準備的動機呢？

第二、不變的主要意思在於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那是北京回應當時香港人的主要憂慮的安排（也是英國對維護香港人利益的最重要和相信是最有效的保證），特別強調私人財產將會受到保護。在操作層面上，這表現於在同一國家之內，容許兩個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同時存在。或者對今天很多年輕人而言，這個「一國兩制」的說法，沒有什麼大不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界線早已變得模糊）。不過，在當年的環境裏，一提起社會主義，嚇得很多人立即申請移民。今天，不少人事後知道中國經濟全面轉向市場化，自然不覺得社會主義經濟有何嚇人之處，甚至忘記了「兩制」所指的是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我在此提出並且強調這一點，並非意圖迴避香港如何實踐高度自治（尤其是政治的維度）這個重要的題目，而是想指出只有當我們將問題意識重新放回到原來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空間裏，才能更準確地把握，究竟問題在哪一個環節發生。

單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保證不足

如前面提到，時下流行批判「民主回歸」，論者有其見解，這不難明白。但提出批評的論者大多忘記了一點，就是那些所謂「民主回歸派」多屬七十年代的學運分子，而且對毛時代的大陸有頗多批評（可以說是十分尖銳的批評，吾友曾澍基的分析與評論就是一個好例子）。他們或者希望有一天能建立一個民主化的中國，但絕不會認為那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目標。事實上，如果1997年之前在香港曾經有過一套論述以為可以馴服、改變社會主義中國的話，那一定不是「民主回歸」，而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改變社會主義中國的論點。

那套市場化、社會主義開放改革、中國將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論述並不複雜：中國經濟需要改革，而改革過程會令它走向市場化，結果不能避免是向資本主義經濟靠過去；市場會釋放個體的能量，社會將會壯大，而國家在經濟及社會領域上的支配能力將隨之而下降。在這個過程之中，香港不單只佔盡優勢（畢竟有百多年實行資本主義的經驗，而且整個環境高度市場化），而且更可以起着將中國推向更為（至少在經濟方面）開放的作用，因內地需要通過香港來「補資本主義的課」，這個英國殖民地能從旁協助國家的市場化、國際化、制度化、規範化。除非中國在發展策略上走回頭路，否則市場化的支配作用只會日趨更為明顯。

在很多人的心目之中，只要香港保持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則既可防止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干預、入侵，又可透過促進內地經濟發展，而慢慢將可怕的中共改變過來。以上的想法從來未有連集為一套很完整的主張、說法，但卻在八、九十年代於中產階級圈子內，會議桌上、餐桌上廣泛流傳。通過市場，香港可以「軟化」內地。沒有太多人想過，單靠保住資本主義及市場經濟，不足以保證香港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繁榮昌盛，繼續鞏固優勢；也沒有太多人想過，竟然終有一天，連香港人也會渴望參與及投入五年計劃之中。而更為重要的是，大多數人都沒有想到，大陸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會扭轉形勢，利用其發展速度、規模效應等等而反過來有條件支配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這個在經濟力上此消彼長的過程，改變了兩地的互動，但卻未有很多人注意到這個轉變的長遠影響。有的人或者會一早察覺到這可能是新的商機，可是他們都未有深思這個轉變的長遠含意及其深遠的影響：內地通過市場可以影響香港，而且對此愈來愈有把握，再加上規模效應，中港的經濟互動是一個八十年代所完全未能預見的景象。保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變的想法及其想像中的中港關係（尤其是自以為的市場經濟優勢），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削弱了香港人的警覺性，對於香港需要怎樣的長遠發展，如何處理跟社會主義制度（不限於經濟方面）的矛盾，完全缺乏危機意識。

基於兩地無突飛猛進轉變的假設

第三、我們是以一種靜態思維來想像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基本法》強調不變，同時也假設大陸與香港兩者均不會發生突飛猛進的轉變。說得直接一點，是兩地在經濟發展上的差異，大致上維持沒有明顯的變化。舉例：對於區域融合就明顯的沒有什麽準備。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想像框架裏，區域融合是香港人進入深圳、東莞等地，而不是反方向的人口流動。到後來雙向人口流動真的發生的時候，很快便要面對承受能力不足的挑戰。而至於人才的流動，很快亦顯示出1997年以前的模式（即香港人以優秀人才的身分進入內地，又或者隨着港資而北上擔任經理、管理人員）迅速轉變。至於香港與周邊地區的互動，也因為內地快速發展，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區域發展布局及規劃，出現了新的變數，哪些地方擁有主動權、主導發展的能量，再無所謂理所當然這一回事。香港需要重新為它找個位置。在人口、資源流動、區域布局等問題上，舊有的假設已經動搖。可是，香港人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卻是十分緩慢。

以上三點指向同一個問題──我們其實沒有好好想過內地與香港（如中央與特區、香港與周邊地區等）在九七回歸後將會發展怎樣的新關係、新的互動模式。當初在草擬《基本法》時，更多人擔心的是中央會否在港徵稅（《基本法》第106條），誰支配香港的外匯基金（第113條），會否藉詞徵用個人的財產（第105條），省市單位會否干預香港事務（第22條）等。當時的想法集中在限制和防禦，而不是發展性的；可是，在香港回歸之後，再加上宏觀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舊的框架顯然未能回應新的挑戰（例如如何管理區域融合），同時也未能開拓新的關係。

究竟應該收起這個話題？還是更大膽向前思考怎樣管理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與互動？怎樣帶動整個香港社會去思考這個重要課題，而不是止於憂慮、恐懼，將會影響我們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發展。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呂大樂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署理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曾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教授；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早年獲取香港大學文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氏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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