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讀書人都盼望或擁有一本文藝雜誌,作為文藝知識的啟蒙和新知讀物。在網絡發達、時間碎片化的時代,這類雜誌的存在無疑更形珍貴。
即便如此,不少香港人仍孜孜不倦營辦刊物,包括《字花》、《迴響》、《就係香港》。今年7月,三聯書店更乘勢推出《讀書雜誌》,諸多學人名家紛紛應允擔任編輯委員。總編輯周建華表示,希望做到「文化傳承、文明互鑒」,讓兩岸四地的學者、文化人交流。
資深與新鮮的出版人怎樣看待這股趨勢?他們心目中,一本成功的文藝雜誌又該是如何的呢?
黃子程憶博益:文藝雜誌重啟蒙
著名作家、前《博益月刊》主編黃子程教授認為,讀書重在啟蒙:「學習如何做人、思考世界各種問題,《讀書雜誌》的編輯方針應該圍繞這個目標,即要包容多個角度的觀點,也要有深度的寫作內涵、多元的作者群,才能令讀者有接觸,並較全面地了解新知識的可能。」
他從自身閱讀經驗出發,期待一些可以精煉地解釋社會現象、點出要害的文章,專欄旁邊亦有其他文章適度補充猶佳。而就算這個時代已經過氣,但重要的東西也應該介紹,「就算無人記得亦舒,也應該有一些文章談論。文學是一條長河,一定要認識不同時代的東西。」
黃教授又指出,人是孤獨的個體,讀書需要朋友來互相交流、激盪思想,而《讀書雜誌》正可以擔當這樣的角色,發掘一些令人驚艷的文章挑戰受眾的固有思維。但是,辦讀書雜誌也不能過於曲高和寡,議題仍要與社會息息相關。「當年編輯《博益》時,要推廣閱讀文藝雜誌是很困難的事,到中學演講,100多人只有3、4人訂閱。反而八卦雜誌最暢銷,因此決定開創『文藝八卦』雜誌,順應讀者要求。」他回憶說。
作者群可謂決定了一本雜誌的取態與內涵。他指出,當編輯需要平衡選擇,即需要有一定知名度的作者吸引讀者,也需要培養新的作者。可笑的是,新作者沒有知名度,而有知名度的人,文章未必有新意,故寄語作者:「如果一個人長期困在自己的書房作文,就算他有多了不起,也會漸漸與社會脫節(fade out)。」
林沛理:出版業發達是成功前提
而曾經擔任《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香港01》執行總編輯的林沛理則指出,一本文藝雜誌的成功不是偶然,要歸功於背後整個出版業的成功。發達的出版業需要有出版自由,自由在於不單願意出版預期暢銷的書籍,也出版具深度的書。這十分依賴出版社編輯的判斷、對文化的承擔,否則社會便沒有好的書籍,「香港作家有許多優秀的想法,卻沒有成功出版。」他感嘆道。
林沛理以英美的文藝雜誌為例,「他們的主打都是書評雜誌,包括London Review of Book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都被外界視為重要的文化旗艦雜誌,甚至影響整個歐洲。他們也會評論非暢銷書籍。」他認為,香港文化圈雖然有這樣的抱負,終究只是有名無實,因為圈子很小,加上許多評論者與作者都是朋友,因此,「華人寫書評好多包袱」。但擁有大量的作者資源,才能辦好一本雜誌。
另外,他也指出「沒有觀眾的電影不算是電影」,這些成功的英美雜誌不單影響力大,同時也具備龐大的市場,例如《紐約客》(The New Yorker)在疫情期間的讀者人數急升,正是因為美國的文化資源充足,「一本文化雜誌成功與否,象徵着當地文化氣候強勁與否,市場反應是很好的寒暑表。」
鄭明仁:可以服務不同讀者群
歷任電台和報館記者、總編輯的鄭明仁認為,文藝雜誌不用過於保守,甚至可以服務截然不同的讀者群,「就像《明報周刊》有Book A與Book B,兩者的讀者群完全不同。《讀書雜誌》應該做一本小冊子附在雜誌中,這個supplement可以是一個專題,甚至走前一點、衝擊一點。」
同場的《亞洲週刊》編輯黃宇翔對此深有同感,認為《讀書雜誌》應該講求思想解放、無禁區,就像台灣的《人間雜誌》,每期尋找能夠回應社會問題的主題。而且雜誌應該是亞文化的代表,不要人云亦云,可以多做人文攝影、報導文學,就像台灣雜誌探討韓國罷工、當地的亞文化。他表示,打破禁忌不一定「政治敏感」。
新一代文化人、香港教育大學講師關仲然則認為,內容重要但排版也不妨開放、前衛一點,參考台灣的《新活水》、香港的《就係香港》和英國的全球性議題雜誌Monocle,吸引讀者之餘,也能夠突出雜誌背後獨特的城市聲息。
無獨有偶,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曾經出版《小學生古詩遊》的葉德平博士也認為,文藝雜誌要給讀者一個清新的視角與深度閱讀,並要兼具生活化,例如呈現一下作家的生活。他覺得,低俗與爾雅只是相對的概念,編輯不要因為覺得低俗而放棄某些主題。
對於他常常接觸的年輕一代,文藝雜誌對他們來說會否太過枯燥乏味、難以消化?他認為,「或許中學生未必能夠完全消化內容,但是受眾的素質會隨時間而提升,雜誌其中一個角色便是培養受眾閱讀更具深度的文章,而且學生擁有最多時間來閱讀,而且一本文藝雜誌更像一本書,可以儲存到將來再讀,又別有一番風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