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城市的故事 —— 我對於珠江三角洲的願景

 

澳門令我有無窮的遐思臆想，因為它成了整個地區的獨特景點，一個陰魂不散的城市。深圳呢？恰因為這個「邊境城」沒有歷史回憶，所以人人都可以在此製造歷史，端看你如何着手。是為了生活還是為了「賺快錢」？我常向深圳朋友說：賺了錢以後又怎麼樣呢？還是要生活！因此我認為深圳是一個最有資格打造生活品味的城市。這也許是一種「小資思想」，但不限於「小資」，我反而更重視一位人類學家所說的「創意人士」（見Ulf Hannerz：TransnationalConnections , p130），這一個觀念並不完全等同於現在很時髦的「創意工業」（其目的在於賺錢多過創意），而涵意更廣，包括各種創意活動的職業，如藝術、設計、攝影、電影製作、音樂、寫作和廚藝等等，一個國際大都市（如紐約）必是這類創意人士集中之地，也須要用種種方法來吸引這類人才。我認為深圳有這個條件，澳門反而顯得單薄。

 

 

深圳本來可以和香港結為「創意雙城」，事實上已經舉辦了三屆雙年展，但香港政府對此興趣不大，沒有深圳有關當局熱衷，我猜後者因為是新開發的城市，所以沒有包袱，也沒有過度的官僚系統，正可以大展鴻圖，在創意的層次上營造一個「新城」，並以此和一脊的二軸——香港和廣州——連線。

 

當然，這可能又是我的臆想，毫無實際效用。但我也可以舉出一、兩個實例：多年前我曾受邀去參觀一座深圳新蓋的豪宅，開幕典禮卻用畢卡索畫展來作廣告。據主人說，租運這些畫的價錢比廣告的費用還低廉！這就是一種「創意」，為什麼香港的眾多億萬富翁地產商沒有想到這一招？我還有一位廣州來的朋友，在深圳開了一家別開生面的書吧，我欣然應邀參加每周六下午舉行的文化沙龍。記得有一次我特別向在座的深圳文化界人士介紹荷蘭建築師庫哈斯（RemKoolhaas）的理論和他的巨著《大躍進》（Great LeapForward ,中文譯版即將出版），這是一本專門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實地調查報告，由數位庫哈斯在哈佛的高足在他指導下撰寫，總其事的是現住上海的建築師劉宇揚。這本英文書已出版多年，但深圳的文化界竟然還沒有聽過！當然，那個時候庫哈斯的名氣尚未因中央電視台的設計而遠播到中國。

 

以上這幾個例子都代表一種「開端」，如何「持續發展」，則有待眾多有心人士的集體努力。但大家必須對自己的城市有個共識。香港目前的問題正在於朝野沒有共識，甚至南轅北轍，政府和民間根本說不攏。所以我常說：都市規劃和建設，必須聚集三方面的人士，缺一不可：政府、營造商和社會中的創意人士，後者更應該是全民的代表，絕不能變成前二者的附庸或僱庸。這可能又是我的臆想。

 

 

談了三個城市，還沒有談廣州，因為我對廣州的認識最淺。第一次來廣州不過是七、八年前的事，受中山大學之邀到校演講，講堂就是當年孫中山演講的舊廳，我不禁肅然起敬，最近又在同一地點參加廣州市政府主辦的一次都市文化會議，總結亞運後的經驗。對我來說，廣州是一個革命聖地，乃國共兩黨所共有，所以充滿了現代史，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奠基之地。但廣州也有其西化的一面，沙面的洋樓舊址就是一個見證，還有更老的「十三行」商埠。這一個歷史背景使得廣州在嶺南一向佔據主導地位。直到1949年後，廣州反而落在香港之後，大批難民從上海和廣州流向香港，也造成後者後來的繁榮。這是人人皆知的史實。

 

然而曾幾何時，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的前半葉，至少在嶺南文化的大版圖（包括經商）中，廣州還是「主人」，香港是主人的「二奶」，這和數年前港人「包二奶」現象恰好相反。在當年的華人眼中，香港還是一個邊城夷地，最多是「揾食」之所，而非故鄉。庶幾何時，這個歷史和文化的臍帶被政治切斷了。記得在70年代我初到香港的時候，從新界大學站坐火車到羅湖邊境，遙望神州，當時還是文革末期，只見彼岸隱隱有紅旗飄揚，還有一隊農夫在田裏集體工作，但看不清指揮的黨幹部，真是神秘之至。當時在我心中湧起的彼岸城市，不是深圳而是廣州。這一切都改變了。新的珠三角主導權在誰手？據聞香港和廣州頗有爭論，爭作龍頭。先是香港看不起廣州，現在情況適得其反。但此種爭論也已過時了，在新一輪的珠三角的發展地圖上，這兩個城市只不過是兩個大黑點。誠然，目前還有不少粵港經濟合作或粵港澳緊密合作區等計劃，但背後的大遠景還是珠江三角洲。

 

 

我是一個人文主義的學者，不是都市規劃專家，對建築也是外行。我的思考出發點一向是生活的意義和人的價值，因此我心目中的珠三角藍圖不是以交通幹線和城市據點為主軸的，而是像一個綠色的棋盤，或是數個大小不一但互相交錯的小圓圈，這些「移動的空間」構成了一個多元性的生活網絡，而交通幹線僅是其互相連繫的工具。

 

綠色代表綠化，也就是環保，目前是全球化影響下的首要任務。綠化當然和「石屎森林」式的建築概念相反，它要把鄉村式的田園美學帶進城市，使得大小城市之中有鄉村式的居住環境。資料顯示：到了2020年，中國人口至少有60%會居住在城市，所以城市化必不可避，但這並不表示解決都市人口稠密的方法只有高樓大廈的「石屎森林」。

 

我希望將來的珠三角都市不要學香港。深圳反而變成了一個至為關鍵的試驗場。

 

我偶爾翻閱到《城市中國》雜誌第12期（2006年9月15日出版）的一篇文章，是一位日本建築師上原雄史所寫，題曰「新農村=城中村」，全文從一個深圳發展期間被拆遷的蔡屋園漁村說起，提到城市中的農民生活的轉型，最後的結論是：「農村的生命力可以塑造新中國的都市風格，每一個人生活所在的都市風格。」這個風格是什麼？文中只提出一個建築方案，但沒有細述。這段方案的主旨是：「混合不同的建築類型以便容納每個人。城中村將被重置成棋盤式紋理以提供廉價住宅。」這只是一個開始，沒有談到其他。

 

另一位建築師——港大教授杜鵑，她說深圳本有幾千個自然村落，政府廉價收買了住在此中的農民土地，農民在自家宅的基地上建了違章廉價租房，建了拆，拆了建，形成「城中村」，它比起為車輛規劃的深圳更有「人性化的關係、合適的尺度、多樣的功能」，也更具有「親和力和方便度」。這些城中村怎麼處置？「是以改造之名根除還是保護發展？這不僅是市政面臨的挑戰，同時更是研究中國城市發展和農村變異的課題。」前文提到把鄉村帶入城市的靈感，就是得自這個實例和這兩篇文章。當然我贊成把「城中村」變成一個將來珠三角整個區域發展的課題，我甚至還要加上一個我所謂的「田園美學」的層次。改建的廉價屋照樣有美學價值，端看你用什麼材料，如何設計，如何將之變成公共建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把「城中村」變成城中的花園和菜園。至少我知道，香港有不少洋人和「小資」喜歡住在像南丫島、赤柱、西貢或新界北部的村落地方，可以享受田園之樂。這些社區，現在也成了香港的「後花園」。

 

 

以上這幾個例子，只是證明我的臆想並非空中樓閣。珠三角還是一個待發展的大區域，如何將之和生活結合在一起，並賦予美學及文化上的意義，反而是我最關心的課題。這又牽涉到我們對於歷史遺產或文物保護的態度問題。

 

我個人的想法是：文物不能只靠年代或名聲來定位，它是我們集體回憶的重要指標，甚至可以幫助我們營造回憶。目前開始有人提倡的文化旅遊就是一個例子，但絕不止此；聯合國頒布的物質文明或非物質文明遺產也不僅為了促進旅遊而已。我認為歷史回憶和文化遺產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它早已為我們織造了無數故事，我們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在心靈上才產生承先啟後的意願。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圈擴大，並從這些文物古跡中找尋樂趣，甚至豐富知識。和古人交往，只能算是神交——必須每一個人直覺地去體會，去捕捉已逝的文化陰魂。這種行為之所以成為必要，正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逐漸失憶的後現代社會，一個沒有故事或不知如何織造故事的世界。所以我認為都市和地區規劃應加上這一環。我們試想一個香港人返鄉探親，除了和住在廣州的親戚相聚之外，是否也可以順便去韶關看看？當年六祖慧能在此修煉證佛道；一個天主教徒更可以去肇慶踏尋利瑪竇的蹤跡，然後回來路經東莞附近的古堡（據說也是碩果尚存的古建築），發點懷古之幽思，原來自己就生活在這些偉大幽魂保佑的聖地。抑或繞道到惠州，憑弔一番孫中山當年的惠州起義。抑或乘船到海南島（已在珠三角之外）去休閒，不一定去打高爾夫，但住在五星酒店也可以想想當年蘇東坡被放逐到此的境況。這一切都是奢侈嗎？我認為可能比另一種奢侈模式：香港迪士尼──澳門旅遊博彩──橫琴商務休閒更有意義。

 

如以這種角度構想，澳門則更顯得重要了，它的存在就代表了歷史的投射，令古代巴羅克的餘光反照到當今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如果這種說法太過抽象的話，我們不妨設想一個住在東莞的商人經珠海到澳門，趁着博彩之便，到舊城教堂區去逛逛，甚至到崗頂小劇院看一場表演，到玫瑰教堂聽一場音樂會，再搭捷運快船到香港去住一晚，第二天散步到上環或西營盤去吃粥和油炸鬼，飲杯奶茶……難道這種生活方式比不上到橫琴島作商務休閒？橫琴有什麼可看的？目前中國「小資」大講品味，這就是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