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倫理不能單靠商業倫理課程維持|何濼生

近年商業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成為熱門課題。大學商學院亦紛紛設有相關課程。然而，這些年來，商業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可真有改善?

觀乎近年商界醜聞連連，實在難證有關商業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的課程對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有任何正面關係。筆者承認這觀察並非科學論證後的結論。但恐怕不少人都有這個印象。

藥費高昂反商業倫理

近年一個最惹人反感，被認為違反商業倫理的商業行為，是一些藥物的價格被大幅調高。對沖基金Turing Pharmaceuticals 購買了治理一種致命的寄生蟲感染的藥物Daraprim的權益後，旋即把每粒藥丸的單價由13.5美元狂增至750美元。病人一年的藥費被推升至以10萬美元計的、難以負擔的水平。

藥廠經常以開發成本高為由，把新一代的、療效高副作用低的藥物定價於很多人難以負擔的水平。但Daraprim已面世六十多年。特別矚目的是兩種抗生素doxycycline hyclate和doxycycline，分別在一年內被提價20倍和18倍。

在自由市場，企業為謀取最大利潤把產品價格定於什麼水平，並非別人可以置喙，也沒有犯法。芝加哥學派著名經濟學者及諾貝爾獎得獎人佛利民曾說：企業在法律框架下為股東追逐最大的利潤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有同門人在網頁解釋：社會人仕關注的問題應以政治方式立法處理；企業則宜專注於其擅長的工作。這對社會整體利益更有好處。譬如工業污染，最好是透過立法把界外成本「內化」（internalize），讓生產商視社會成本為自己要承擔的成本。

企業社會責任需要自動自覺

然而，即使界外成本能成功內化，是不是藥商就應該以能達致最高利潤的售價出售救命扶危的藥物呢？見死不救賺到盡，肯定會損害社會和諧和企業形象，長遠或會招致反彈，還可能會使企業的員工和股東遭人痛恨。最根本的是：如果一切應做的事都要立法，法律會變得非常繁瑣，亦根本做不到。佛利民的Capitalism and Freedom提到：「社會應制定一個法律框架，以便人人在此框架下，在（專注）追求個人利益時如有無形之手推動，不自覺地為社會利益效力。」在現實世界裏，根本做不到。

很簡單的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是：如果在一個民主政體，大財團把持了政治，環保和工業安全立法漏洞百出，是否就可以因不容易被問責便只顧股東利益呢？鑽法律空子的企業在追求股東利益，可不可能造就最佳的公眾利益呢？

我還要指出：真正的商業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要求股東有犧牲個人利益的準備。為企業長遠利潤而作的CSR公關和付出，不算真正的CSR。

因此，本文的第一個結論是：自動自覺的企業社會責任很有需要。自動自覺的企業社會責任即不是在群眾壓力下或在法律強制下的、為顧及社會整體利益而作出的犧牲。

節制的企管人員酬金提高商業倫理

本文另一個論點是：商學院的商業倫理課程對提高商業倫理作用不大；提高商業倫理還須靠有節制的企管人員酬金。

大家可記得2001年安然倒閉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是如何發生? 2001年信譽昭着的安然公司（Enron）遽然倒閉。說它信譽昭着，是因為不少信貸評級公司在它倒閉前仍給它「投資等級」（Investment Grade）的評價。而公司亦一直標榜它的「價值和願景」（Values and Mission）。它的網頁聲稱：「作為全球企業社群的一員」，它會恪守四個原則：尊重，誠信、溝通，和卓越。公司的企管肯定熟悉商業倫理。網頁還進一步逐項解釋尊重，誠信、溝通，和卓越是什麼。然而，說得漂亮不等如它做得到。事實上，它並沒有易地而處，顧及別人的利益；它帳目造假；它沒有跟持份者真正溝通；它背信棄義。2008年金融海嘯遠因是次貸危機，但同樣涉及造假。此外還涉及過度槓桿化即過度進取的投資和投機行為。主事的企管不是不懂商業倫理。但誘因太大，主要的企管把什麼倫理什麼道德都拋諸腦後。

很簡單的道理亦反駁了佛利民「在法律框架下唯利是圖即是企業社會責任」就是：不論如何立法，法律一定有空子可鑽。而且，即使不犯法，明知唯利是圖會損害公眾利益，面對 to be or not to be，你會如何取捨？以筆者對人性的認識，誘因愈大，違法和背信棄義的機會就愈大。你讀了MBA，上了很多商業倫理課又怎樣？要企管人員恪守商業倫理，我們除了商業倫理課之外，還不得不對企管人員的酬金（特別是與短期利潤掛鉤的分紅）有所規限。

何濼生

畢業於香港大學經濟系，多倫多大學經濟學碩士及博士。專攻政策研究，曾任職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經濟部及安大略省經濟局。其後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2年，1995年轉到嶺南大學任職經濟系教授，並兼任系主任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何氏退休，但仍以兼任型式繼續其研究及教學工作。2016年9月轉職香港珠海學院為商學院院長；2019年何氏重返嶺南大學。現時是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兼任高級硏究員。何氏的研究以政策分析為主，學術論文約百篇，專書數本，涵蓋經濟、政治、心理，和教育等領域。先後獲政府委任為中央政策組兼任顧問、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香港成員、醫院管理局衛生服務研究委員會成員、香港金融研究所顧問團成員、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成員。從1999至2007年歷任香港經濟學會會長；2009至2013年任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政策研究及倡議委員會成員。2016年獲特區政府頒銅紫荊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