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鄭月娥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指出：「香港的貧富懸殊是大眾關心的議題。政府的責任是透過收入再分配，提供社會安全網，照顧有需要人士。」政府怎樣照顧有需要的市民？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認為，今年 11 月發表的《2020 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以下稱《報告》），正好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
生活艱難，豈是「純理論假設」？
周永新認為，貧窮並不是虛構的生活狀况。政府採取相對概念計算貧窮人口，但附加「純理論假設」括號，這種做法「絕對不可接受」。如果計算出來的貧窮人口只是一種假設，那麼，政府所講的脫貧人口也不真實，因為假設的貧窮人口既不一定存在，脫貧的人口也不過是一堆數字，而政府所講的扶貧工作，成效也無從說起。
他以綜援長者為例，指出他們沒有收入，單靠綜援每天百多元的生活費，不少為了慳一個錢，只好一個星期才換一次口罩；又如綜援家庭的子女，父母為了他們能夠上網學習，常要全家縮衣節食，方可應付上網的額外開支。總言之，窮人的生活絕不好過，並不是什麼「純理論假設」。窮人真的「常與我們同在」，絕非想像出來的。
全民派錢 「精準扶貧」從何說起？
周永新又認為，政府扶貧失焦，「精準扶貧」實在無從說起。他指出，政府有責任照顧有需要的市民，但不是政府所做的一切都可發揮扶貧的作用。政府2020 年派發1 萬元，這是每位香港成年居民，不論貧富，都可享受的權利，但在《報告》裏，這1 萬元卻變成了「扶貧」措施，政府還大誇貧窮率因現金發放減少3.8 個百分點。如果政府「派錢」也是扶貧，一些全民皆享的權利，例如公共醫療和普及教育，政府都可計算在扶貧工作之內了！
他又指出《報告》羅列了數十項扶貧項目，只是要證明疫情之下，政府已用了相當大的力度扶貧，避免市民陷入困境。可是，《報告》裏多個與扶貧無直接關係的項目，卻忽然成為特別為窮人而設的措施。他批評政府的扶貧工作看不見焦點，特首所講的「精準扶貧」亦無從說起！
高齡化住屋小 非扶貧不力理由
不過，周永新又指出，《報告》雖有上述缺點，但對於香港的貧窮情况，總算提供了不少有用資料，可作分析。
他引述《報告》列出香港貧窮率的升跌的因素有兩項：「一個為人口高齡化及住戶小型化的結構性因素；另一個則為受經濟及勞工市場表現等影響的宏觀經濟及其他因素。」換言之，老人沒有收入，老齡人口多了，貧窮人口也隨之增加。另外，「住戶小型化」是指一個本來貧窮的住戶，分拆成為兩個後，便變成兩個貧窮住戶。「宏觀經濟表現」指的是經濟好，失業率走低，窮人便較少；經濟差，失業率上升，收入在貧窮線以下的市民便增加。
周永新認為，《報告》對貧窮線變動的分析雖有道理，但不全面。當中所指人口老化、住戶小型化，以及宏觀經濟的變化，「其實對貧窮人口的多寡，並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他認為，「不少經濟發達國家都要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但只要設有完整的退休保障制度，老人不一定貧窮」。
至於住戶小型化是否造成更多窮人，須視乎當地的工資水平。「以香港現有最低工資的水平，基層家庭收入偏低的情况難有改善空間，所以無論是合住或分拆，都難逃避貧窮的宿命」，貧窮線的變動，主要視乎政府推行的措施能否收到扶貧的作用。
擁物業不算窮？業主有多項開支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長生津」未能為長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根據《報告》的數據，儘管有約60 萬長者領取長生津，但靠長生津脫貧的卻只有約10.6 萬，其他長者還得倚賴其他措施的配合，可見長生津並未能如其他國家推行的老年金，成為長者基本生活的保障。
周永新又指出，另意見認為，不少長者「收入貧窮，但有一定價值的物業」，所以他們不應被「界定」為貧窮。《報告》顯示，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長者，有8.6 萬人屬於這個組別——其中部分或可租出物業換來穩定收入，但多項調查發現，擁有物業的長者多是自住的，物業樓齡較高及缺乏保養，所以不能假定他們「有一定價值的物業」，就不貧窮。
他指出，實情是他們多要為自己的物業繳交差餉及管理和維修等費用。他反問：「政府推行『逆按揭』計劃後，長者可用自住物業換取穩定收入，但有多少擁有自住物業的長者接受這個安排？」
周永新最後強調，貧窮並不是數字符號，窮人經歷的貧困是真實和實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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