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世界會因道德而變好嗎？|本社編輯部

政治哲學思考，離不開我們的時代以及時代帶給我們的挑戰。我們活在一個自由受到諸多限制，基本人權欠缺保障，政治迫害時有發生，貧富懸殊極為嚴重，貪污腐敗已成常態，倫理規範失序，不同領域形形色色的不平等普遍存在且壓迫宰制無處不在的時代。只要對人的生存狀態有一份基本關切，我們都能見到，在今天中國，無數實實在在的個體正在受到許多不公正的對待，這裏面有苦難有屈辱有貧困有歧視和有做人基本尊嚴的喪失。在制度暴力面前，個體如斯脆弱。更教人悲哀的，是人們對於暴力和不義漠然，甚至習慣性地視個人權利的犧牲乃社會發展和國家利益的必要代價。我們遂不僅被制度壓迫，還被意識形態加諸我們的世界觀所桎梏。

世界會因道德而變好嗎？

如何找到一個道德基點，去理解和批判這些社會不公，去證成一種更合理的政治制度，去拓寬我們的道德想像，是我的哲學思考的起點，也是我的政治關懷所在。我懇切希望讀者見到，這本書（編按：《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增訂版），周保松）努力為之辯護的價值和制度，如果值得追求，絕對不是因為它們源於何處，而是因為它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回應我們的苦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給予我們知性力量和道德勇氣去迎難而上，努力求變。

我是不是過度理想主義？我們的世界真的會因為我們的道德較真而有變好的可能嗎？這樣的哲學努力，對於我們的公共政治文化又有甚麼價值？錢永祥先生最近在他的新作《動情的理性：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一書開首，引用了羅爾斯晚年一段意味深長的說話來回答此問題（註一13）。我謹以這段說話為本文作結，同時向羅爾斯和錢永祥先生致敬。

爭論一般性的哲學問題，不可能是政治的日常課題，但是這不表示這些問題無足輕重，因為我們認為答案是甚麼，會塑造公共文化與政治實務的各種態度。如果我們認為，正義而且秩序妥當的民主社會之不可能，乃是理所當然的常識，那麼這些態度的品質與格調就會反映該一常識。威瑪憲政體制之所以敗亡，一個原因就是德國的傳統菁英竟然沒有人支持該一憲法，或者願意合作讓該體制運作。他們不再相信一個像樣的自由主義的國會體制有其可能。這種體制過時了。從1930年到1932年，這套體制先是只能指望接連幾任威權主義取向的內閣政府。但隨着這些政府由於缺乏民意的支持漸入頹勢，興登堡總統終於被迫求助於既擁有民意支持、又被保守派認為可以控制的希特勒⋯⋯


二十世紀的幾場戰爭，以及其極端的暴力與節節上升的破壞性⋯⋯尖銳地提出了一個問題：政治關係是不是只能聽命於權力與強制？如果一種在合理的意義上正義並且能夠馴服權力為己所用的社會並無可能，而人類雖然不是無可救藥地犬儒、自我中心，但大體上並無所謂道德，我們大可以借康德的話追問：人們在這個世界上活着值得嗎？我們的假定必須是：一個在合理意義上正義的政治社會是可能的，而這種社會要可能，人類必須要具備一種道德本性，當然不是完美的道德本性，但是這種本性要能夠了解、遵行，並且在足夠的程度上認同一套關於權利與正義的合理的政治觀，願意支持由這套政治觀的理想與原則所引導的社會⋯⋯本書行文在許多讀者看來抽象而且不食人間煙火，部份原因在於我的這種關注⋯⋯


對此，我無意辯解致歉（註二）。

是的，我們不必為此致歉。更重要的是，人具備一種道德本性，這不是假定（assumption），而是事實。這個事實，由我們當下每一個人每一天的道德實踐來證實和呈現。我們活着的世界，由我們組成。我們在道德上較真，在政治上執着，我們的世界就有變得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可能。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