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佳榮教授：「和製漢語」與香港的淵源|本社編輯部

19至20世紀，當時香港的最高學府英華書院，開風氣之先，創立了香港最早的雜誌《遐邇貫珍》，將世代新知帶到日本人眼前，但其影響，不止於此。

港編雙語字典用語出口轉內銷

鑑於當時香港並沒有完整的教育制度和教材，著名的傳教士、英華書院首屆校長理雅各（James Legge）編印了一本中英對照的教科書《智環啟蒙塾課初步》（Graduated Read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網羅歷史、地理、科學知識，簡單易明，宗教教義僅佔最後幾課。

日本驚覺這本書有三大好處，包括可以學習世界新知，又可以同時學習中、英雙語，於是在1867年，有十多間日本出版社翻刻，成為風靡日本學校的教科書，許多香港獨有的詞彙也因此傳入日本。

此後，香港政府開始籌劃官辦學校，委派中華傳道會的一位德籍傳教士羅布存德（William Lobscheid，地位崇高，為本港教育制度提供不少意見）擔任皇家書院的監督，他在1866-1869年間，出版了多達2000多頁的《英華字典》。這部字典最初發表於《孖剌西報》（The Daily Press），被認為是最早、最完善的英漢字典，還收錄了北京官語和粵語兩種注音，成為英和字典的藍本。

有人認為，中國現存的和製漢語皆是當年留日學生帶回來的，可是周教授發現，早於明治維新之前，《英華字典》已記載了200多個所謂日本用詞。許多「和製漢語」實際是由華人發明的，後來再由日本購入字典，由著名哲學家井上哲次郎等人改編，並吸取了這些詞語，再傳回中國。

用語體面簡潔深受日人喜愛

周教授舉出了不少例子。譬如，歷史曾記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當年籌建日本帝國銀行，正煩惱如何翻譯”bank”一詞時，在《英華字典》中看到三個名詞：「銀號」、「錢莊」及「銀行」。

伊藤博文認為，前兩者不能完整、體面地表達”bank”的規模，最終選擇了看起來比較大器的「銀行」（ぎんこう/ Ginko），後來再由留學生引入到中國。雖然「銀行」一字最早見於《金瓶梅》，是指販賣銀器的商家，可是直接用來表示”bank”卻是由香港開始，所謂「古詞今用」。這件事鮮為人知，可謂「出口轉內銷」，事實上井上哲次郎不少哲學思想用詞都肇基於香港用語演變而成。

而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家──中村正直翻譯英人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的《西國立志編》（Self-Help）當中許多詞語其實都是參考《英華字典》的。例如保險一詞曾經跟從香港，音譯”insurance”（保險）而成「燕梳」（インシュ）一詞，後來隨時代改變，許多用字都改用了其他稱謂，例如不再使用「電腦」的音譯詞，而是改譯”computer”為日本字（コンピューター），香港用語的特色慢慢消弭。

上述例子可證，香港不單是航運樞紐，也曾是一個教育中心。

日人多次訪港取道香港教育

「明治到大正年間，愈來愈多日本人來香港，包括政府派出的使節團。」周教授指出，明治天皇要求日本人外訪香港時要多加觀察，因此包括「國民教師」福澤諭吉在內的「遣歐使節團」，以及明治初年的重臣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岩倉使節團」都曾訪港，他們主導了明治維新的發展，而隨團的史學家久米邦武更編了《歐米回覽實記》一書，內對香港事物有仔細的圖文記載，也對香港獨特的騎樓設計甚為關注。

而香港對日本教育的影響也離不開宗教因素。日本最早的基督教傳教人新島襄當時曾經來過香港，並在書店看到中文版《聖經》，惜因趕船未及購買而感到不憤，結果在越南的唐人街購得，並在美國修讀神學學位時，將《聖經》譯成日文，並在日本廣傳。其後，更創辦了日本第一所基督教高等學府──同志社大學，培養了許多基督教及社福界人才，包括日本救世軍的早期領袖。「即使是微小的事物，但當時香港的影響可見一斑。」周教授說。

「今天香港留日學生源源不絕，可是想不到當年的情況剛好相反，日本派了大量學生入讀香港中央書院，學習中文和英文，孕育了下一代的外交人員。」周教授發現，中文較好的日本學生會派到中國當外交官，如矢野文雄（龍溪）其後更成為政治小說家，著有《經國美談》，梁啟超在流亡時便曾翻譯過這一本書；而英文好的則派到歐美當外交官。

直到大正時代，日本對香港的依賴日漸消褪，可是由於英日同盟，仍有一些官方來往。後來的昭和天皇便曾來香港旅遊，由於安排了一名假太子，防止太子被暗殺，後來更演變成民間故事「真假太子出遊記」。

王韜遍遊西國日軍必讀著作

談及將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再外銷的，不能不提《循環日報》創辦人王韜。早年他被清朝揭發，企圖教導洪秀全如何推翻朝廷，因此獲傳教士護送他來香港，在英華書院、中央書院、聖保羅書院擔任翻譯。他與聖保羅書院的學生關係特別好，致使許多聖保羅書院的畢業生均在神戶做生意，對日本的影響也很大。（編按：有興趣者可參閱周教授《潮流兩岸：近代香港的人和事》一書，了解王韜在香港的經歷。）

1867年，他到英法遊歷，是第一個目睹巴黎公社的中國人。回港後，他撰寫《普法戰紀》，成為近代中國首部西洋史、共產主義著作，所以他在日本聲名大噪，更獲日本軍部列為必讀書籍。不少日本的文人學士經常來港拜會王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