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佳榮教授兩位愛徒：五四運動不止是中國的事，更是亞洲的事
香港浸會大學講師范永聰相信韓國的三一運動不是韓國的「三一」，而是亞洲的「三一」。中國的五四運動不是中國的「五四」，而是亞洲的「五四」。辛亥革命不是中國的革命，而是亞洲的革命，對亞洲的影響相當大。… Continue reading
2019年5月4日，國史教育中心舉辦五四運動百周年紀念講座。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周佳榮率領兩位愛徒分享五四運動與亞洲的關係。香港浸會大學講師范永聰博士探討韓國三一運動與五四的關係。澳門大學講師羅樂然老師講述南洋如何受五四運動影響。
范永聰：韓國三一運動啟發五四運動
民國刊物《東方雜誌》由1904年3月創刊，到1948年12月停刊，傳遞民國時代的訊息。《東方雜誌》雖貼近中國傳統文化，但不抗拒西方文化。雜誌啟蒙中國國民，將東亞的訊息介紹給中國人認識。范永聰以《東方雜誌》，講述三一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關聯。
三一運動為朝鮮日佔時期的一次韓國獨立運動。致力於韓國獨立的高宗，一直都被日本人視為眼中釘。1919年1月22日凌晨，高宗暴亡，死訊在朝鮮半島掀起巨大波瀾，廣大民眾認為高宗是被日本人暗中投毒致死，全國各地群情激憤，紛紛醞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
當時的韓國宗教界領袖孫秉熙與工商企業界等33人聯合起草了一份《獨立宣言書》，要求國際社會承認韓國獨立；並決定於3月1日在塔洞公園舉行群眾大會，公開宣讀《獨立宣言書》，把國葬變成反日遊行大示威。最後日本增派6個營的兵力和400名憲兵去朝鮮半島鎮壓三一運動，拘捕33位運動領袖。
1919年3月1日韓國爆發的三一運動受到當時中國各界密切關注。有學者認為三一運動加速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本質的認識，在反帝救亡方式上給中國人民以啟迪，成為中國五四運動的催化劑和行為的楷模。
中韓有緊密的友誼。從過去傳統天朝藩屬，到近代韓國志士於中國國內活動。
三一運動和五四運動都有共同的國際背景。1918年1月的巴黎和會，以及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自決主張，對韓國和中國都有影響。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敵人是日本。三一運動的敵人，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兩場運動都是為自發和平表達意見，無階級之分。
兩場運動都由學生擔任主力。不同的是韓國三一運動有較明顯的宗教影響力，包括天道教、基督教和佛教。
兩場運動的結局都很相似，走向文化發展。中國的五四運動催生新文化運動，而韓國三一運動催生文化啟蒙運動，尋找韓國過去的傳統。
范永聰有一個希望，他相信韓國的三一運動不是韓國的「三一」，而是亞洲的「三一」。中國的五四運動不是中國的「五四」，而是亞洲的「五四」。辛亥革命不是中國的革命，而是亞洲的革命，對亞洲的影響相當大。
中國對韓國的「三一」有相當關注，韓國也崇拜中國，特別崇拜魯迅和他筆下的阿Q。1922年《阿Q正傳》出版，在韓國深受歡迎，認為阿Q代表着東亞人的命運。
羅樂然：五四運動對新加坡的影響與中國不同
羅樂然博士講述五四運動與南洋的關係。五四運動有兩個概念：排日和新文化，但兩個概念在南洋社會有些不一樣。位處東南亞的南洋社會以華僑為主，但當時仍是殖民地地區，因此五四運動對當地的影響，與中國的不同。
2009年，新加坡慶祝五四運動90周年，外交部長楊榮文曾說過：「五四對新加坡的影響，在佔了我國人口四分之三的華族的文化復興中依然可見，它在殖民地時期為華人社會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地，令英國人感到害怕，也對新加坡的自治和獨立，作出巨大的貢獻。」
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歷史的定位從來被大眾視為中國社會抗爭帝國主義或是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但事實上是否如此？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在南洋社會的華人是否有內地城市一樣的迴響，還是在地有着種種的考慮，是過去為所忽略的？
1919年5月12日，新加坡的華人報紙《叻報》和由國民黨創辦的《國民日報》報道五四運動，都支持學生運動，維護山東問題權益並要求嚴懲外國賊。兩份報紙其後一個月持續關注五四運動，特別對運動的涉事人物，報道中的言詞尤為激烈，標題以「賣國賊」、「天理不容」、「必遭天譴」來控訴章宗祥、曹汝霖和陸宗輿等人的種種賣國惡行。
新加坡當時是英國殖民地。由於1902至1923年間英日之間還保持着同盟關係，《叻報》和《國民日報》為了避免引起英國殖民政府對本地華文媒體的不滿，都沒有提出激烈的反日口號和明確的訴求，最多是在文章的字裏行間暗示日本是五四事件的始作俑者。
1919年6月19日，華人在新加坡牛車水一帶引發一場抵制日貨的示威。一家日本人營運的肥皂廠被燒毀，100箱肥皂被燒成灰燼。一些與日貨無關的妓院和一些民宅也受到動亂的無辜波及。新加坡的英語報紙大力抨擊相關示威：「罷工是一個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如果破壞社會的和平這就是不可以接受的行為。」其後新加坡的反日和愛國聲音日漸消失。
郭欽光是五四運動的唯一死者。根據歷史，郭欽光本身有病，在1919年5月7日參加遊行後就死去。新加波學者黃賢強、施彥指郭欽光有廣東省（當時海南屬廣東）的背景，也使新加坡輿論對於他的去世，都加以書寫與表達哀痛的心情。
1912年中華民國建國後，南洋地區的華校受教育改革影響，改用國語教學，課本也日漸從文言文改為白話。到了1930年代，新馬的華校基本實行國語教學，其步伐甚至還快於中國某些地區的學校。其實當中的關鍵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情緒所引發，而是實際的本土考慮。南洋辦學團體一直都積極推動國語教學，原因是希望淡化幫派之間互不所屬，互不聯繫的狀況。
羅樂然覺得新加坡完全不是接收五四運動的遺產。「我們需要思考新加坡與五四是否有巨大的關係？任何人研究歷史都需要深思，不要盡信他人之言。持開放的態度，推測為何對方何出此言。」
香港教師國史研修團（北京──上海）
中國社會科學院轄下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與香港教育局，以及國史教育中心（香港）共同合辦「香港教師國史研修團（北京──上海）」。活動將於 2019年6月25日至30日，邀請一眾前線教師前往京滬兩地參訪。期望透過是次活動，讓香港教師與內地學者交流，亦可實地踏訪古跡以加深對中華歷史文化之認識；也藉此認識國情，開拓視野，進而將所見所感反饋莘莘學子，薪火相傳。
五四運動百周年紀念講座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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