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宗教領袖提出「平靜期」 便利各方對話

編按：劉寧榮教授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暨金融商業學院總監。他於9月6日舉行的在開學禮上致辭時，就香港的反修例風波發表意見，探討這場運動突顯的「立場與真相」、「自由與秩序」、「妥協與目標」及「仇恨與寬容」等議題。本刊分三篇轉載演辭，以下是第二篇。 

只講主義不講問題

早在100年前，胡適就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在「五四」運動發生之後他撰寫的這篇文章曾遭到猛烈的批判，但我們今天知道胡適恰恰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胡適說，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今天發生在香港以及全世界的問題跟民粹主義緊密相關。不管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還是英國首相約翰遜上台，甚至左派民粹主義，如委內瑞拉的查韋斯，都是跟民粹主義相關。當民粹主義盛行，我們就容易忘卻社會真正的問題所在，我們只會不停地走上街頭，被激情、被口號、被仇恨、被暴力所左右。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人們還想象得出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歷史告訴我們，我們常常被情緒所包圍，用口號、用主義激勵我們身邊的人，這會給我們帶來激情，但無法持久，甚至帶來災難。我們必須問，香港回歸22年後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深層次矛盾？從十幾年前中央就強調必須解決香港深層次的矛盾，但直到今天深層的矛盾似乎一個都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

深層次的矛盾不僅是經濟問題和民生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體制與管治的問題。啟蒙時期的英國哲學家洛克就說過，政治權力與法律必須建立在正當性之上。換句話說，被法制和政府規管的市民在心裏需要認同這個權力和法律是正義的，並同意這個權力或法律。修訂《逃犯條例》引起這麼大的風波，反映了政府不尊重市民的意願，不明白市民對政府的期望，然而街頭的暴力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這就是為何我非常同意香港宗教領袖提出的「平靜期」，以便各方可以開始真正有意義的對話。

民粹主義抗爭吸引眼球

民粹主義主導的各式抗爭已經在全球吸引了不少眼球，「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街頭民主證明了由民眾集體討論及決議基本上是無法產生實質效果的，因而注定是要失敗的。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曾批評雅典式的直接民主，他說：「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 雅典是現代民主的鼻祖，雅典公民大會由每一個男子對所有的重要議題進行投票決定，但智者蘇格拉底卻是被公民大會投票處死的，蘇格拉底之死就是多數人的暴政，因此街頭政治要適可而止，否則無法真正解決社會的矛盾。

回歸22年後，香港在有效地管治這一議題上仍未找到答案。8‧31決定雖然保守並引發了香港的政治危機，但還是在普選的道路上邁出小小的一步。很遺憾這一方案沒有通過，所以政改停滯不前。如果問我怎麼去解這個結，我認為在香港民眾對普選的渴求，以及中央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顧慮之間，必須找到一個平衡點。從憲政的角度來講，香港必須完成23條立法的義務，因為23條確保國家主權、國家安全，確保中央政府不會擔心香港成為顛覆內地社會制度的基地。同時，也必須思考如何在8‧31決定的基礎之上，香港普選和政改可以獲得進展。如果不能夠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香港的政局就很難突破。這個平衡點找到了，才能在管治上得到一個好的梳理，香港的管治才能有效。

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利益分配的問題、房屋土地的問題、政治管治的問題、年輕人在社會上向上發展的機會問題等等，都必須一一去解決。香港的大學畢業生，過去22年裏薪水的提高微乎其微，而他們對香港的未來也沒有太多的話語權。這種絕望必須有解決的方案，所以必須對香港的管治作徹底的反省和翻新，香港管治所出現的危機恰恰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一面鏡子。大家必須一起努力讓街頭的熱情沈靜下來，化為行動的力量，找出方法解決香港實實在在的問題，這才是香港的出路。而不是僅靠喊口號，只講虛幻的「主義」，而不講解決問題的方法。就像胡適先生說的那樣：「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點。

只求目標不求妥協

任何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目標，但我們常常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實現我們的目標，所以妥協很重要。英國首相約翰遜說，「寧願死在水溝，也不要延遲脫歐。」這是典型的不妥協的例子，我們真的無法知道這會將英國推向何方。中美貿易戰打了一年多，雙方不妥協，是無法達成協議的。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妥協不是一定要放棄原則，而是透過退讓和協商取得暫時的共識。所以妥協是任何一場運動以及你實現目標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一個核心問題。9月2號，我們終於看到了一個小小的變化，政府回應了一個訴求，正式撤回修訂《逃犯條例》。我認為修例這件事本身沒有錯，但人們感到恐慌和憂慮，政府是否可以選擇別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包括台灣的殺人案的嫌疑犯，包括中央政府講的長期躲在香港的300多位「有名有姓」的內地逃犯。如果面對各界的憂慮，找到其他的方法，就不一定需要這樣硬性地去修例，也就不會引發這次危機。當然了，也有觀點認為，不管有沒有修例，香港的危機遲早都會爆發的，因為真正導致大家上街的修例已經停止了，但暴力卻沒有停止，甚至提出了「自決」、「香港獨立」，甚至打倒、推翻政權的口號。但這是另一個問題。

導致危機惡化的另一個因素是特區政府面對危機非常遲鈍，與這座國際城市的形象不吻合。當100萬人上街的時候，政府必須思考背後的原因。當商界、法律界、和外國人社區強烈反對修例時，政府並沒有了解其中的緣由，去做任何溝通和解釋工作。身為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陳弘毅都建議「港人港審」的妥協方案，政府卻沒有想如何做出妥協。而修例又在中美發生貿易戰時推出，成為中美角力的一個戰場，演變成一場完美的風暴，讓香港就這樣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跌入一場這麼大的危機。如果沒有辦法通過妥協解決問題，那麼這個社會是很難往前走的。我希望香港會有平靜期，可以給大家提供更多的時間理性地思考香港應該如何走出目前的僵局。

香港機場的暴力衝突令我恐懼，因為這勾起了30年前的記憶。歷史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我們必須思考如何避免重覆歷史。所幸至今暴力衝突不斷，至少沒有發生死亡事件，中央政府也沒有定下死線。但目前的僵持局面無法破解，時間拖得愈長，妥協的餘地就愈小。不幸的是在這場風波中，你可以說有外部勢力的參與，有台灣勢力，也有美國勢力，美國民主基金會從來不隱瞞自己在全球進行「顏色革命」。

但不要忘記，外因最終還是通過內因起變化的。不管有多少外因，包括有媒體報道示威者曾經在「奧斯陸自由論壇」（Oslo Freedom Forum）受訓等等，如果沒有內因，是不可能發生這樣規模的抗爭的。只有各方沉靜下來，在平靜期中尋找出路，香港才有希望。香港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我無法說是好是壞，因為它可以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不過三個月的動盪還是有價值的，香港所有的深層次矛盾在這場危機中暴露無遺，沒有人可以再迴避。如果這是化解矛盾必須經歷的一次陣痛，那這座城市的燃燒起碼是值得的，這是我從這個事件中看到的唯一好處。但妥協是化解香港矛盾的必經之路，這是我想講的第四點。

客觀與理性：香港困境的思考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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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教育家、營銷傳播專家、與媒體人。他專注戰略發展、品牌管理、和營銷傳播。他現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 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暨金融商業學院總監。他推動創立了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ICB）並出任執行院長，以及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並擔任執行院長。

他曾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他曾於1996年在美國被評選為五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亞裔美國人。他是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碩士，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博士。

劉寧榮

大學教授、資深媒體人，現任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大灣區發展），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總監、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推動成立中國商業學院暨企業研究院，並出任創院院長；專注政經趨勢與全球化、教育創新與領導力、戰略與品牌管理、營銷與商業傳播。他曾任職中美兩國多家媒體，長期觀察中美關係和全球發展趨勢，兩次全程採訪美國大選。出版紀實、評論和學術作品5冊。他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碩士，英國布裡斯托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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