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其就任宣誓可能遭司法覆核。（亞新社）
前言：兩個憤青宣誓鬧劇的上訴，高院於11月30日裁決駁回，兩人的「10．12宣誓」無效。
裁決駁回是意料中的事，因上訴者未提出翻案的充分法理依據。本欄11月25日文〈憤青宣誓鬧劇 抗辯理據脆弱〉，分析上訴勝敗的關鍵，在於「10．12宣誓」的場景：「被告人是否有『拒絕或忽略』宣誓舉動而牴觸法律」，「上訴者如不能提出翻案的充分法規依據，敗訴的風險諒會很高」（註1）。
本文探討「104條釋法」後的司法覆核亢奮，觸及政治的秋後算帳。
有人提覆核 抓辮子算帳
香港新一屆立法會於9月舉行選舉（註2），選後各方的角力錯綜複雜。
人大常委會奉命強亮劍掃獨（橫掃一切港獨），第5次對基本法釋法。11月7日的「104條釋法」，在香港掀起政治風浪，催化各方提請司法覆核的亢奮。
至23日下午，有28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和議員資格列於司法覆核中。這種政治紛亂與司法覆核的交纏，是社會資源「內耗」的政治景觀。
在「一國屋簷」下，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區不容獨立、分裂，港獨之路走不通，是基本法有明確表述的禁忌。處置立法會宣誓儀式的「憤青鬧劇」，大可依據基本法104條與本地法例，循香港司法體制的軌道，並無「104條釋法」的絕對必要性和緊迫性（註3）。
釋法後的香港，並未形成北京一些人說的「社會共識」；相反的，以提請司法覆核為手段的角力更多。
司法覆核的提請，可粗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支持、頌揚「104條釋法」的紅派（或稱建制派），不少人認為他們的提請是政治秋後算帳之舉；第二類，是對「104條釋法」有疑問的非紅派（或稱非建制派），透過司法覆核提出質疑或表達不滿之情。
宣誓有效否 關鍵在場景
不少司法覆核的提請，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據。有提請者公開陳述的理由非常脆弱，甚至有邏輯的錯亂，未必獲法院接納。
「104條釋法」引發的法律訴訟，關乎基本法第104條和本地法例〈宣誓及聲明條例〉規範的宣誓儀式。司法覆核的訴求，是裁定宣誓無效和取消議員資格；其公開陳述的理由，卻往往遠離「10．12宣誓」的現場和場景，令許多港人困惑。
困惑的原因，是大陸常見的無限上綱、抓辮子算舊帳的一套，是否會變成香港政治角力的「新常態」？
從「憤青鬧劇」觀察，法庭裁決「10．12宣誓」依據的現場，是立法會的宣誓場地；依法裁決宣誓人是否「拒絕或忽略」，是考察「10．12宣誓」的場景，確定當事人有哪些行為違法。主審法官不會超越法律，去追究現場和場景之外的言論。
在法院還未受理的司法覆核中，有人提請裁定某某某宣誓違法，是因為他在被監誓人宣布宣誓有效後，在宣誓現場之外說了有違誓言的話。
宣誓是否違法、有無「拒絕或忽略」宣誓之失，只能是在「10．12宣誓」的現場和場景考察。宣誓之後在另一場合說的話，怎可作為宣誓儀式是否違法的根據？
立法會議員有違反誓言的行為，可依基本法第79條處置。依據這條規定，對7種情況的議員，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喪失資格；第7款表述的一種情況是：「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
違反誓言的處置權，在於立法會主席；其處置前提是立法會的「譴責」程序，並受「量化指標」約束。
以法律的視角去考察，宣誓是否有「拒絕或忽略」之失，與宣誓後有違反誓言行為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議員違反誓言的處置，是立法會內部職權範圍之內。
小麗說自決 非鼓吹港獨
司法覆核的亢奮，衍生社會上的伸延性政治清算。例如，有人抨擊宣誓人在宣誓前或宣誓後提倡「民主自決」，是鼓吹港獨之舉。這是無限上綱的秋後算帳。
「民主自決」或「本土優先」並不等於港獨。在「一國屋簷」下，「民主自決」並非民族自決，不可能是涉及領土、主權的公民投票自決。
「民主自決」的意涵是社會公共治理的居民（公民）參與，涉及公共治理「選項」（如香港土地開發取向、環保項目或外國的國鳥推選）的居民投票，這種「民主自決」模式的投票，對政府未必有約束力。
在法治、文明的社會，社會公共治理有民間社會（或稱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參與的空間，「民主自決」是居民參與的一種和平、有序模式。
把「民主自決」視為民族自決並上綱為港獨，是隨意羅織罪名的秋後算帳。
秋後大算帳 一滴淚右派
這類抓辮子算舊帳的政治博弈，與毛時代的政治運動有相似之處。1957年反右時，當權者對「鳴放」言論的秋後算帳，往往脫離了「鳴放」的現場和場景。掌權者或「階級鬥爭積極分子」，常以隨意的政治假定去羅織罪名。
例如，有人在某月某日學校的「鳴放」未發一言，卻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加罪的理由是他「平時對現實不滿」，或他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與「鳴放」的現場、場景並無關係。
還有離開「鳴放」會場的女大學生，因熟人被指為右派分子而流淚，也被定為右派分子，成為所謂「一滴淚右派」。
有的人既未「鳴放」，也沒有「一滴淚」，卻也戴上「右派帽子」，是所謂「湊數右派」。毛下令「按比例劃右派」，有的機關、學校，為湊足百分之幾的「指標」，把一些人硬戴上「右派帽子」。
改革家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時，參與擬草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檢討了「反右」的偏失：「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這是香港特區也應汲取的「歷史教訓」。
遏制兩個「憤青」的港獨囂張鬧劇，是「一國屋簷」下的必然政治取向，但不要因掃獨而有泛政治化的秋後算帳。「紅大媽」上場引領高喊口號的毛式群眾鬥爭會，能不再在香港出現是最好的。
在多元化的自由社會，「104條釋法」引起爭議是很正常的事，多一些理性的討論，比泛政治化的打壓為好。香港畢竟還不是有口難出聲的「口罩城市」，無法接受「我說你聽」的訓政。
本文原題〈強亮劍再釋法 催化覆核亢奮〉，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