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辭世的史學家余英時（1930—2021.8.1）教授，是研究、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大旗手。他的史學著作、現實政治評論，讓人感受到知識人的自由魂。
哪裏有自由 那裏是故鄉
他分析傳統「士」階層的風骨，呼籲當代知識人「重振獨立自由的人格」。
自由的價值觀，是他的生命、著作之靈魂。他說：
「哪裏有自由文化，那裏就是我的家鄉。」
這或許是從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的名言演化而來：
「哪裏有自由，那裏就是我的國家。」（Where liberty dwells, there is my country.）
富蘭克林為美國的報人、政治家、發明家，曾任賓州州議員、駐法大使，鼓吹並獻身自由和民主，1775年參與起草、修改《獨立宣言》（1776.7.4通過）。
澎湃網評介 史學影響大
北京的《新京報》和上海的澎湃網，是相對較「開放」的體制內媒體，均有報道余英時之辭世。
《新京報》只介紹簡歷。澎湃網則稱他是「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並略述其成就：
「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他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
半民間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網，於8月9日轉刊他2014年的演講稿〈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很快便刪除，可能是批評「斯大林欽定中國社會發展五個階段論」，被視為敏感話題。不過，知識界的愛思想網，仍有此演講稿。
正統黨報或因「反自由化」，未刊余英時辭世訊息；極左毛派的網絡，則有一系列的「痛罵」。
社會變遷中 應保留風骨
余英時精研中國古代史，包含思想史、文化史；對社會精英階層「士」，亦深入論析。
代表作有《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等。
關於「士」的專著，有《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註1）。含四個部分：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
後來，他還有相關的論文發表，如〈重振獨立自主的人格〉、〈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這兩篇論文，析社會變遷中的知識分子角色，特別是1915年新文化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知識階層「從中心走向邊緣」的變化。
近期香港播映的電視片集《覺醒年代》，觸及新文化、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自由和處於思潮中的「中心」，如將它與上述兩篇論文參照、比較，或許會有「有趣巧合」之感。
文人邊緣化 重振自主性
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註2），余英時指出：
「中國共產黨在打天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最徹底的邊緣人集團。這個過程的本身便是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從中心走向邊緣的最好說明。五四以後最先提倡共產主義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當時都是在社會上負重望的知識領袖。早期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也是以理想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所以初期的共產黨並不是一個邊緣人的集團。」
他認為，後來知識分子被中共排擠，從「中心」的地位被邊緣化。國民黨北伐成功以後「實行一黨專政」，也愈來愈和知識分子疏離。
須獨立思考 有自主人格
〈重振獨立自主的人格〉一文（註3），論及新文化、五四運動以來，知識人對自由和個人自主的追求。
此文提到清末譚嗣同（1865—1898）鼓吹「個人自主權」價值觀，陳寅恪（1890—1969）的題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提及陳獨秀在《青年雜誌》提倡「尊重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個人自主」的涵義，在新文化、五四運動以後「才獲得深入而全面的開展」，「胡適、陳獨秀、魯迅也都能各持其理念，終身不向權勢低頭」。
此文認為，「在五四前後約10年左右，中國知識人確曾發展了『獨立自主的人格』」，後來「在……集體性的政治符號前失去了批判的能力」。這是現在要「重振獨立自主人格」的原因。
個體自主性 不依附政治
在《覺醒年代》中的陳獨秀，有「個人自主」的話題。他在《青年雜誌》創刊號提出對年輕人的6點期望，其中之一是：「自主的非奴隸的」；片中的北大教室，有校長蔡元培「語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這些畫面恰印證余英時對「個人自主」的闡釋。
對於人的「個體」，本人的解讀是：人的「自主性」或「工具性」，是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自主性」即「個人自主」，意味一個人有其「個體」，「個體」有自主權，包含選擇權；「集體性」或「工具性」，是個人對政治的依附，人只是「集體主義」（或集權主義）大機器中的一粒螺絲釘，缺乏個人的選擇權。「自主性」是知識人追求自由不可或缺的部分。
辦學生周報 吸引年輕人
知識人的「自主性」，或「獨立自主的人格」，自應包含社會批判的責任或使命感。
余英時如同英國哲學家羅素（1872—1970），並不只在學術園地優哉游哉，還有「社會關懷」之情，一直批判斯大林主義一類的極權主義。
在紀念余英時的報道和評論中，沒有人提及1950年代，他參與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的創辦，一度任總編輯（註4）。《中國學生周報》是當時對年輕人有影響力的報紙。這份傳媒的經驗、史學研究引發的知識人使命感，或許衍生在報刊發表時評的動力。
常發表時評 涉社會文明
所謂時評，實際是現代史（1911—1949）和當代史（1949—）一些話題的評論。
余英時的報刊評論，有關於新文化、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有中共得政前的農民運動，更多的是毛時代（1949—1976）的左禍，特別是文革（1966—1976）對傳統文化的摧殘，例如毛的「焚書坑儒」、對知識人的打壓。
他的時評，亦常涉及現實與儒家文化的種種、價值觀的糾結。在〈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他寫道：
「1993年以後……，大陸儼然已是經濟大國。但是價值『荒原』（wasteland）或『廢墟』（ruins）的狀態不僅沒有改變，而且日益暴露了出來，官商勾結和腐敗的普遍化，學術界抄襲作假的風氣，『一切向錢看』的心理等等都是價值荒原的明確表徵。」
接着他指出：「這一類不道德的行為，自不是從今天始，也不限於中國大陸。但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以前或別處有此等行為，一旦被揭發之後，當事人必感羞愧，無面目見人。今天大陸上的貪官、奸商、知識竊賊等等，不幸而被揭發……則只怨自己運氣太壞或『關係』不夠強大，卻全無羞愧之感。這才是價值荒原的中國特色。」（註5）
這些時評是理性、有充分文獻根據的。
除了文獻的參照，他廣泛接觸來自大陸赴美的知識界人士，擴大了現實生活的訊息。與表兄項子明（彭真手下大將，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書長）的久別重逢（註6），或也增加對社會生態大變化的了解。
就時評的理性分析而言，且看1981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就稱文革「帶來嚴重災難」，要改變「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完全錯誤的觀念」（註7），這正是余氏早已提到的「文化摧殘」。
註：
1， 台北聯經版，台北，1980。
2， 共識網（北京）2013.11.1。
3， 愛思想（北京）2012.7.28。
4， 余英時回憶錄（允晨，台北，2018），141頁。
5， 余英時：《中國情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265—270頁。
6， 同4，47頁。
7， 紅旗雜誌（北京）1981年第13期，26頁。
表，余英時履歷和著作
本文原題〈史學家余英時 知識人自由魂〉，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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