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香港因社會運動，政治紛爭，經歷了許多波折。這些事件導致社會進一步撕裂，許多家庭破碎。
2019年修例風波以來，截至2021年6月30日，警方就示威活動拘捕一萬多人。據估計約有6000多名25歲以下的年輕人被捕，其中1000多人已被檢控，其餘等候調查的也可能被檢控。換言之，仍有幾千名青少年正面對審訊或調查。漫長的司法程序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和恐懼，對青年及其家庭造成不小的心理及精神壓力，產生各種負面情緒，對前路感到迷茫，甚至影響整個社會氣氛。
估計未來將有上千年輕人在承擔刑責後須重投社會，不過因案底、負面標籤、學歷和專業訓練因判刑被中斷、缺乏社會資源等問題，難以尋找就業機會，重新融入社會。這些問題和負面影響若未能得到正視、疏導和支援，或將導致更激進的態度和行為，最終將對整個社會乃至經濟結構產生嚴重和長遠的負面影響。
善意接納入獄青年重返社會
年輕人是很重要的社會資產，因深陷撕裂的香港社會而被捕入獄的年輕人若無法重新融入社會，不僅將增加公共服務資源的負擔，也會令社會面臨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
據懲教署委託香港城市大學進行的研究，一宗刑事罪案由拘捕、檢控、服刑至更生所引致的開支，以及受害人的損失等，平均每宗罪案涉及的社會成本高達近24萬元；降低香港釋囚重犯率更可以為社會節約743億元的成本。以往的經驗充分證明，提供良好學習機會對違法者重返社會、身心康復有正面幫助。
除了經濟方面的損失，正轉向知識型經濟的社會在當下嚴重缺乏相應的人才，而香港老齡化程度高，年輕人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更少，是很重要的社會資產。若因為案底而被排擠，找不到好工作，很容易再犯事，令資產變作負擔。
因反修例運動被捕入獄的年輕人，他們並非一般慣犯，且不少人過往行為良好，無犯罪紀錄，甚至當中很多人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和出色的才能，只因受當時大環境及社會媒體的影響作出衝動的行為。
若這些年輕人可以通過適切的機會完成學業，找到合適的工作發揮所長，或將重燃他們對社會的希望，令他們看到社會的善意，激發他們的潛能，為整個社會帶來正向影響，使其成為能夠積極參與建設的良好市民。
「懲」罰之外還需「教」導
因此，該如何引導和支援因反修例運動而被捕受困的年輕人？加重刑罰是否能夠令他們反思並重返社會，甚至成為彌合社會撕裂的希望？筆者認為，懲教的意義是在於通過適切的「懲」令人承擔相應刑責的同時，着重「教」讓人能夠成為負責任及貢獻社會的市民，才是最終目的。
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會有過失，但承擔責任「找數」後，理應擁有被諒解的機會。且「教」通過引導、啟發和扶持，有助於困境中的人找回方向和希望，給予更生的機會，促進社會和解，修復撕裂。懲與教兩者相輔相成，方能令更生人士重新開始，反思過往行為，並作出發自內心的改變。
僅僅依靠懲罰，恐怕只會帶來更多怨恨與矛盾，社會繼續撕裂，對整個社會而言都無益處。以包容同理之心，方可為社會帶來希望。我們預計，在未來幾年中將會有以千百計的涉案青少年重回社會。他們在重新融入社會的過程中，無論是工作學業，心靈疏導還是社會資源，都需要社會各界及政府的更多支援。仇恨與誤解只會令社會走上撕裂的不歸路。
根據懲教署發布的2020年工作回顧，由於涉及2019年反修例事件的被捕者陸續進入司法程序，還押人數創近10年新高，激增的反修例涉案人士入獄，對署方的管理和資源都帶來很多挑戰和極大壓力。2020年單日還押人數最高達2195人，還押在囚人士增加了37%，其中以21歲或以上的組別升幅最大，現每日平均1500人，較過去十年增加49%，而過去兩年中因暴力或違法罪行而收納入懲教院所的則高達400多人，當中36%未滿21歲。
現今獄中課程未必符合高學歷囚犯
以荔枝角收押所為例，因還押在囚人士數目大增，人口已超逾其收容額的情況頻密出現。雖然據署方工作回顧透露已作出應對，靈活調配資源，減輕個別收押所的壓力，但總體情況不容樂觀。對此，當局實應考慮增加懲教署的管理營運資源，以紓緩該署所面臨的龐大壓力。
懲教署一直為在囚人士提供教育機會，包括中學和職訓課程及都會大學（前公開大學）的遙距課程。香港釋囚的再犯率，從2000年的39.9%下降至2018年的24.9%，說明懲教署的教育和更生工作有一定成效。
不過，反修例事件被捕的年輕人不少來自良好家庭，也不是慣犯，他們的學歷較過往的在囚人士為高，懲教署提供的教育和訓練課程，未必符合他們的需要。
因反修例事件被捕的學生有4000人，其中2200是大專生，包括不少研究生；而被捕的在職青年，也有不少是專業人士。被囚的大專生及研究生，大部分並非都會大學的學生，他們難以通過該大學的遙距課程繼續他們的學業。
懲教署提供的職訓課程，大部分是資歷架構一至二級的基礎證書課程，例如化妝助理、點心製作等，對教育水平較高的年輕人將來尋找工作沒有幫助。隨着在囚人士的教育水平顯著提高，懲教署提供的課程及更生支援也需要與時並進，符合知識型社會的需要。
除了在囚期間的設施和資源應多為涉案青年未來重新融入社會考量以外，他們在社交能力、合作能力等軟技能方面也需要培養和支持。更生人士融入社會除了要擁有系統性的專業知識和學位以外，他們通常也因被標籤而缺乏健康的社會網絡和資源。
我們建議通過為完成刑罰後的涉案青年提供具體協助，支援涉案青少年獲取可以在未來繼續貢獻社會的技能，幫助他們減輕焦慮和挫敗感，重拾希望，培養年輕一代成為負責任的公民，為未來社會建立人力資本，修補撕裂的社會。
不遵紀守法的行為需要進行慎重反思，不過重建香港社會與涉案青年之間的信任關係也非常重要。如今當務之急應是社會各界同心協力，改善和修補各方之間的矛盾與隔閡，為年輕人點燃希望，尤其是為那些涉案的青年帶來希望。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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