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打算繼續本欄文化與教育的系列討論。然而12月3日PISA公布2018年成績，全球議論紛紛。連《經濟學人》都來湊熱鬧。而香港的媒體又非常緊張香港是否下跌。因此覺得有打斷系列評論一下的必要。
旨在研究 誤為排名
PISA的全名原是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chievement，中文譯作「國際學生評估計劃」，是測量15歲學生，在各方面的學習成就。
始於2000年，每三年舉行一次，前天公布的是2018年的測試結果。2018年參加的有79國家或地區，其中42個並非OECD成員。PISA測試的，主要是語文、數學、科學。
PISA自2000年實施以來，有幾個特點。第一、PISA開創了在基礎教育的領域，國際比較的先河。教育制度之間，互不聞問，歷來如此。1990年代出現了高等教育的國際比較，出現了排名榜，那是第一次人們嘗試以比較客觀的指標，比較世界各地的大學。但是大學以下的基礎教育，從來沒有國際比較。
也就是說，一個制度以內的人，從來不知道人家的制度裏面是怎樣的。是PISA開始，國際之間才有了基礎教育的比較。從積極意義來說，也促進了各國、各教育制度之間的互相學習。
最戲劇化的當然是2009年，上海作為中國一個城市，第一次參加PISA，就一鳴驚人，獨佔鰲頭。尤其是震動了當時的美國朝野。
他們沒有估算到中國學校教育的傳統，以為中國「連教育都追上去了」，而上海也完全沒有預料自己在完全客觀科學化的國際比較中，會脫穎而出。
這的確引起了許多國家的互相學習。筆者就帶過美國一個民間基金會聯盟的團，到上海取經。很多一直以為自己在教育上面保有傳統優勢的西方國家，也有點覺得自己落後，面目無光；也有國家有另類的反思。
2009年的結果宣布不久，在墨西哥參加一個教育界的領袖大會，180多人，一致的聲音是，「我們不需要這些，我們的孩子很開心」。
2015年，中國改為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四個省。成績不錯，但沒有排第一。這次2018年，也是四個省，廣東換了浙江，又排第一，打破了「上海不代表中國」的妒聲。不過，內地也有人說，這四個省還是代表中國教育比較強的省。
值得一提的是，PISA的「評分」，基本上是相對評分，沒有絕對的高低，只有各個制度之間的相對比較。也就是說，一個制度評分高，只是說明它比人家高，而並不說明它是絕對的高；說得極端一點，也許是因為人家都很差。
說得徹底一點，PISA是一項國際比較的研究（study），而不是一項排名榜。不過一旦公布，人們就自然把目光聚焦在排名上面，而沒有注意到更重要的東西。
第二、PISA帶出了學生表現背後的種種社會、文化與政策因素。PISA這個國際比較，其實並不限於學生表現。今年的PISA結果，包括三份報告。第一份是關於學生的表現；第二份是關於學生表現好的種種要素；第三份是關於學校環境與學生之間的關係。
背景數據 打破迷信
今年報告相當強調的是「公平」問題。這也是各個制度值得互相比較的一個維度，因為這也是與宏觀的社會和教育政策息息相關，也是作為政府可以落手調校的。比如說，香港一向引人注意的是，學生之間，差異甚低，引人羨慕。而這次排名冒升的澳門，更是在公平指數方面，獨佔鰲頭，引來驚羨。
值得各地教育當局驚醒的是，許多人們深信不疑的信念，都被堅實的數字打破了。最典型的，莫如「班愈小愈好」，OECD特別指出，學生表現排在前面的中國與新加坡，都是以較大的「班」教學，學生的表現卻出眾。
還有也是今年重點提出的，以為成績好的學生，憂慮會多一些。近年的數據，都說明，東亞所謂的「儒家社會」，PISA成績普遍很高，但是學生的學習興趣、主動性都比較低，而關於學業的憂慮，又都相當高。因此引來一種看法，認為學習表現好，是以學生的憂慮作為代價的。但是歷年表現不錯的芬蘭，與近年冒升的愛沙尼亞，學生的憂慮就很低。
有不少參與PISA的政府，聚焦於排名，卻偏偏沒有注意到這些更重要的、學校教育的根本。當然，這些都涉及當地的文化因素，不可能用單個指標作比較。但是，比如說在中國和南韓，學生的憂慮就容易引起關注，因為不管文化因素如何，這不是健康的現象。
PISA也揭露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現象。比如說，記憶（memorisation），英國的教師，最反對記憶，為各地之首。但是看課堂現實，英國的課堂，要求學生記憶的份量，卻又是各地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PISA研究的是制度與制度之間的比較，不能把PISA結果，直接用來指揮政策。比如說，澳門的學生差異比人家低，不能說澳門因此就不需要注意教育公平。
香港的特點，是國際水平以下的學生極少，只說明香港也許過去「保底」的工夫做得比人家好，卻不能因此覺得香港的弱勢學生不再需要照顧。
有些地方，甚至打算把PISA變為本地的公開考試。那是一種誤用。因為公開考試有測試學生以外的社會功能，例如擇優、挑選。PISA沒有這個功能。
領導潮流 更進一步
第三、從測試的概念來說，一直以來，傳統的測試，不論是校內、校外，基本上是量度學生「懂得多少」，也就是他們的知識「儲存量」。這裏面的假設，知識就像液體一樣，是由外界「灌輸」進學生的腦袋的。更有些人會假設，學習，基本上是記憶，誰記得多、記得牢，就是知識程度高，應該得高分。
現在我們知道，知識是學生經過自己的活動，或者是通過經歷、體驗、磨煉，直接對事物形成自己的「知識」；又或者是通過文字、影像和其他符號，間接把別人的知識，結合自己原有的知識，形成新的知識。在資訊發達的今天，要間接「獲得」知識，極為方便。因此，要量度學生擁有多少知識，「懂得多少？」，已經沒有多少意義。於是轉而測量學生「能做什麼？」
從「懂得多少」到「能做什麼」，是教育測量概念的一個大突破。當時，學習科學還沒有盛行，但是OECD本着測量的目標，從「知識」（knowledge）轉為「能力」（ability of using knowledge），其實就是循着這個道理。PISA的題目，都需要學生在從未見過的資訊中，提取有用的訊息，加以分析、綜合、應用。
最近在澳門參加一個會，碰到OECD「教育與技能」負責人Andreas Schleicher，也是PISA的主持人，筆者就談到，PISA當年的出台，是帶領了全世界的潮流，這是國際機構應該發揮的作用。現在，教育測量也許需要再進一步，從「能怎樣運用知識」、「能做什麼」，進到「能怎樣創造」（creation），再一次帶領世界各國把教育測量進入新的境界，也會把大家的注意點，提到一個新的高度。這需要從概念到技術的突破。現在的PISA，歸根結柢還是停留在紙上（電腦上）作業。
澳門那個會，是原來計劃在香港開的OECD High Performing Systems for Tomorrow項目會議。香港是成員之一。會議原來的議題是AI與教育。但是談論下來，大家都覺得知識、技能、科技固然重要，當務之急是要研究「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因為青年人價值觀與社會觀的建立，成為許多社會的主要關注。這方面，也許超越了把學生的學習通通放在學校、課程、教室一個籃子裏的傳統。PISA（或者OECD）又能否再謀突破，領導全球？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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