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李歐梵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冼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作家、文化評論家、樂評人,在2015年的香港書展上獲選為年度作家。新著作《中國文化傳統的六個面向》為每一面向,選取一至兩篇有代表性的古今經典文本,包括:〈項羽本紀〉、〈原道〉、〈赤壁賦〉、〈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畫皮〉、〈畫壁〉、〈阿Q正傳〉、《野草》,從文學、音樂、電影、藝術等角度暢談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感受。本社獲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其新書自序。
這本小書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門低班課,是為了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而設計的。本來只有一個學分,後來增至兩個學分。分量不重,目的是希望除了中文系的學生之外,其他各系的學生都可以選修。這是一門新課,是當年(2010年)新上任的文學院長熊秉真教授向我提議的,我本來覺得不能勝任,因為我的專業是現代文學,但是在院長和中文系主任何志華大力支持之下,我只好勉為其難。對我個人來說,這也是一個挑戰,我可以借此機會把我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一些初步想法提出來,而且可以把傳統和現代的關係整理一番。
教學模式和教材的選擇
我的第一個考慮就是教學模式問題。一個學分的課程,只有八堂課,每堂一個半小時。這是中大的規定。於是我決定自己只講四堂,每一堂課只選一個基本文本,然後再配以其他相關文本,衍伸出一個主題,以此展現中國文化傳統的四種「面貌」或「面向」。但是又怕我講得大而無當,見林不見樹,於是請兩位年輕的同事——中文系的徐瑋和文化研究系的張歷君協助,在我上課的前一堂先把選定的文本仔細介紹一番,有了這個基礎,學生也許更能夠體會到文本和主題之間的文化聯繫。這門課雖然由我「領銜主演」,其實是我們三個人合作的產物。沒有他/她們兩位的協助,我根本無法施展。在此特別鳴謝。
第二個考慮是教材,用什麼文本最適合?文字不能太過深奧,而且要有一定的代表性的「經典名文」。於是我想到自己在臺灣唸中學和大學時期讀過,至今仍長存腦海的作品。我的首選就是〈赤壁賦〉和〈項羽本紀〉,這兩篇我覺得非讀不可,因為其古文登峰造極。下面就煞費周章了。如果「主題先行」的話,我必須選一篇儒家的文本,因為儒家的傳統毫無疑問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家的遺產太豐富了,從孔孟到當代「新儒家」,著名的文本太多,我如何選?《論語》或是《大學》、《中庸》?朱熹還是王陽明?黃宗羲或是曾國藩?康有為還是梁啟超?我第一次教的時候(2011年秋季),乾脆不選,反而用了一篇較通俗的文本:《三言》中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這是我個人在美國教古典小說課時最喜歡的一篇,但發現這一次在香港的課堂上學生的反應不佳。也許學生認為這種材料太通俗了,不登大雅之堂?於是更促使我選一篇可以代表儒家思想的文本,在幾經考慮之後,我選了韓愈的〈原道〉,而不選孔孟的原典,因為目前「孔子之道」在中國大陸被媒體炒得太熱了,幾乎人人都在講《論語》,我又何必湊熱鬧?何況韓愈的幾篇古文,如〈原道〉、〈師說〉和〈祭十二郎文〉,我在中學時代都讀過,而且記憶猶新。此課的最後一篇,我選了魯迅的〈阿Q正傳〉(及〈狂人日記〉),來作一個「現代性」的批判和總結。最後一年(2014年),這門課變成兩個學分,我可以講六堂,所以多選了兩個文本,於是順理成章地又把〈珍珠衫〉選進去了,另外又加上自己也非常欣賞的《聊齋誌異》。這門課我總共教了四次,第三次(2013年)教時,中大參加美國的網上教學聯盟 Coursera,也把我的這門課(當時只有四講)選作網上課程之一,帶給我不少麻煩。因為每堂課都要現場錄影,由於我堅持用中文(普通話)講課,而校方必須顧慮到美國和其他地方的需要,於是我又不得不在課後補錄了一個英語版,文本的英譯和其他輔助教材,都要重新選定,又花了不少功夫,等於教了兩門課。好在有中大教學中心視聽部的協助,讓我勉強演完這套戲。本書的講稿大多是現場錄影和錄音稿再加以整理的,後來加上的兩講(「飲食男女」和「魑魅魍魎」)則是由本書的編輯林驍女士親自在堂上作的速記整理出來的。為了出這本書,事後我又加上一些資料,包括中文系幾位老師為我助陣的演講和對談,作為「續論」。這本小書也幾乎成了「集體製作」,在此謹向幫助我的張健、周建渝和陳平原三位教授衷心致謝,他們幾乎成了我的共同講者(第二、四、五、六講)。此外何志華教授和音樂系的余少華教授亦曾參加第一講(〈項羽本紀〉)作評論和有關京劇和電影《霸王別姬》的示範,藝術系的莫家良教授則為第三講(〈赤壁賦〉)提供精彩的書畫資料,並親自參加講解。可惜沒有留下錄音稿,未能收入。還有教學中心李雅言教授領導的視聽團隊,以及為我義務找尋各種資料的研究生,齊心協力地幫忙,在此都要一併致謝。
一門課的教材整理成一本書,在我也是第一次。這種做法,嚴格來說不算學術研究,因為我在這方面花的時間和功力不夠,而全書也不見得有什麼新的研究成果,只希望引起一般學生和普通讀者的興趣,也可以作為其他教師的參考。因為是為「大一國文」設計的低班課,所以我故意用比較基本的讀物,而避免高深學術研究之類的專書。當然,本書的讀者說不定也包括比較資深的研究者。我在每一堂課的書單都列有「推薦書目」(包括我認為重要的英文文章),就是為了中國文學專業的同學而設計的。然而即便如此,我必須再次聲明:這本書中的觀點,只能算是一般性的論述,而不是專業研究。
我每年開這門課,都吸引了不少旁聽生,甚至比選課的學生更多,還有校園外的人士,我一概歡迎。不過教了四年以後,我感到疲倦了,終於說服了中文系,請徐瑋老師接班,從今年(2015年)開始,變成了她的課,內容當然也更豐富了。希望可以繼續下去。我的任務也達到了。
教學相長而非傳道授業
我教任何課程——不論是低班的入門課或高班的討論課——都有一個基本目的,就是幫助我學習,所謂「教學相長」,多年來一直是我的座右銘。因此我不能完全服膺韓愈所說的「傳道授業」,因為我沒有什麼「道」或「業」要傳授。我開課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探索」(exploration)——作各種知識性和學術性的求索,大多與個人興趣有關(如文學、音樂、電影、建築),有時候又從求索的過程中發現新的興趣。所謂「學無止境」,一點也不假。我對於中國的文化傳統的探索,就是因為開課而被逼出來的。愈探索愈有興趣,範圍也愈探愈廣,甚至自覺或不自覺地和西洋文學或文化作比較。有人認為:我講課的特色就是天馬行空、不落窠臼的聯想和對比,正體現了我的「世界性」的眼光。比如將項羽和荷馬史詩《伊利亞德》(The Iliad)中的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作對比;說聊齋時又講到愛倫坡的鬼故
事。我承認這既是我的特色,也是我的弱點。我堅信文化和文學研究基本上都是比較研究,不能閉門造車。從一個比較的視野,或許可以得到更多的洞見。然而比較不是「求同」,而往往是「求異」或對比,用一個音樂上的名詞,就是「對位」(counterpoint)。我在堂上自覺或不自覺地作了各種比較的嘗試,但僅及皮毛,未能深入。本書中的六個題目,都代表了我目前的看法和興趣。當然有不足之處,不僅是由於個人學養有限,而且更覺得中國文化傳統是多元的;它的「面向」當然不止一個,本書呈現的六個面貌或面向也不能概括其「全貌」。我本想用「面貌」為書名的一部分,但最後決定用「面向」, 這個字眼, 如果翻譯成英文的話(這也是我時常作的「雙語遊戲」,從對比中釐清涵義),或可譯成「facet」,也可譯成「orientation」,意指某種趨勢或發展方向。不論是面貌也好,面向也好,我覺得它們都沒有過時,仍然有其現代的意義。我的另外一個「孤僻」就是古今對照,所以我在每一講的後半,都設法把文本拉到一個現代的語境,甚至和現代文學中的相關文本做個比較。有的例子(如《三言》和張愛玲的小說,見第四講)可能有點牽強,但有的卻是無意中或經由其他學者研究的發現(如〈赤壁賦〉的抒情境界和《老殘遊記》的比較,以及對沈從文的〈抽象的抒情〉的啟發,見第三講)。我相信中國的傳統不是死的,至少存留到當今的都是「活」的傳統。只不過經過好多代人的繼承和詮釋以後,早已脫胎換骨,變成新的東西。且容我用沈從文的說法,作一個譬喻:這些古典文本,就像從遠古發射出來的幾道光,穿過長長的時間隧道,讓我們在隧道的這一邊,至少還感受到它的餘暉。
多元的中國文化傳統
既然我已經用了一個光的隱喻,乾脆再衍伸多用一個:從整個中國傳統來看,這些「面向」也構成一個文化的多元「光譜」(spectrum),文本「放射」出來的幾道「光」,也互相映照,使得織造的光譜更輝煌燦爛。當然每一個後世讀者或研究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光譜,色調不盡相同。我的「光譜」是很雜亂的,五光十色,雅俗並存(所以既有韓愈的古文,見第二講,也有馮夢龍的通俗小說,見第四講),還有不少「陰影」(例如《聊齋誌異》中的魑魅魍魎,見第五講,和魯迅的《野草》,見第六講)。可是它們有一個共通的立足點,就是文學。前面提過,我選出來的文本,都是屬於文學經典。從文學的立足點投射出來的這個光譜,和思想史不同。思想史的光譜是由思想家照明的,而中國的主流思想傳統的光譜無疑是儒家。為什麼我第一篇不選儒家經典而選了《史記》中的〈項羽本紀〉?誠然,太史公司馬遷本人很敬仰孔子,但是〈項羽本紀〉這個文本所顯示的是一個尚武的「英雄」,而不是儒家的君子。他最後戰敗了,而且敗在漢高祖劉邦手下,司馬遷乃漢朝的太史公,他的怨氣源自漢武帝對他所施的宮刑。司馬遷對於整個歷史的看法,也和漢朝皇帝以及他的同輩人不同。〈項羽本紀〉寫得如此精彩,我認為原因之一就是它展現了另一個「武」的英雄視野。這個英雄傳統,除了〈項羽本紀〉之外,也可見之於列傳,如「刺客列傳」中的荊軻。然而,在中國儒化的精英文化中它逐漸不受重視,被「下放」到武俠小說的通俗文學領域,流傳至今。後世人幾乎忘記中國古時也有一個「英雄時代」,即春秋戰國時代(甚至更早)。我認為項羽恰恰體現了中國文化中這個「英雄本色」,正因為他是武將,不是文人。「文」和「武」代表中國文化的兩面,缺一不可。這就是我的「辯證法」。
有的讀者可能會問:既然選的是文學經典,為什麼沒有選詩詞?為什麼我獨鍾蘇東坡,而不顧李白和杜甫?學生在堂上也問過我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沒有人像蘇軾那麼多才多藝,他一身(也一生)體現了儒、釋、道三種人生觀,更不必提他的前後〈赤壁賦〉所代表的真正藝術精神。這個精神的來源是莊子。徐復觀先生早在半個世紀前就說過:真正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在於道家,特別是莊子,而不是儒家。儒家的藝術理想,即「仁美合一的境界」,「自戰國末期,已日歸煙沒」。蘇東坡的〈赤壁賦〉的藝術靈感,上承莊子,是毫無疑問的。我本來想選莊子的〈齊物論〉作第一個文本,但又覺得對一年級的學生可能太難,所以作罷。但在討論〈赤壁賦〉和魯迅的《野草》的時候,我還是把莊子放了進去。至於儒家的藝術精神系譜,可以從《詩經》的「雅」傳統開始,錢穆先生早已經演繹過了。他提出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是「性情與道德合一,文學與人格合一」;他又指出:「中國文學乃融入於社會之一切現實應用中……而並無分隔獨立之純文學發展。此正為中國文學之特性,同時亦即是中國文化之特性。」這一個真知灼見,也有意無意之間點出儒家「說教」(didactic)的傾向。換言之,一個以儒家思想為主軸織造出來的光譜,其道德意味也必重。甚至也容不下美學或藝術的鑑賞空間。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我還要講魯迅?他畢竟是一個現代作家,基本上是「反傳統」的,把他的文本放在書裏,是否自相矛盾?我必須承認:我對於中國文化的了解,受魯迅的影響很大,多年來我一直浸沉於魯迅的作品世界之中,即使魯迅早已成了「顯學」,研究魯迅的著作車載斗量,我並不受其影響,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在本書第六講中,我把我的辯解都說出來了。我並不認為魯迅全盤反傳統,魯迅的作品反而代表把傳統作「創造性的轉化」的最佳例子。他的大量著作(包括他的學術研究,如《中國小說史略》),為我們揭示了中國文化的另外一個系譜,我稱之為「抗傳統」——是「對抗」主流思想,而不是全盤否定和揚棄傳統;魯迅作品中的「陰暗面」更代表了他和「幽靈」傳統的緊密關係。也許魯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據聞中國大陸的中學教材已經減少了魯迅的分量。然而西方研究魯迅的風氣,目前正方興未艾,甚至有人把他的〈狂人日記〉作「後現代」的解讀。不論如何,魯迅終於變成了一個「世界文學」的作家。將來如果我再講魯迅,一定把他和歐洲的現代主義的大師們(如卡夫卡和本雅明)相提並論。多年來閱讀魯迅的經驗,也使我深信,中西文化傳統不但可以「對話」,而且內中不少東西都是可以互相辯證、互相「照明」的。那將是另外一本書的話題。我的序言也該到此為止。
《中國文化傳統的六個面向》共304頁,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110元,各大書局有售。本文獲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設計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