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明泉後儀禮堂
從香港大學莊月明文化中心往上走，可以看到月明泉。那是香港大學的地標之一。月明泉後方的英式古建築物，便是儀禮堂（Eliot Hall）。「儀禮」二字，極具東方文化氣息──《儀禮》是儒家十三經之一。
儀禮堂在1914年落成，是香港大學的學生宿舍。該堂是以香港大學首任校長Sir Charles Eliot（Charles Norton Edgcumbe Eliot,1862-1931）〔圖一，下文稱為儀禮〕命名的。儀禮文理兼通，精通多國語言，一生都從事外交和教育工作。香港大學初創之時，儀禮有篳路藍縷之功，對大學的長足發展有很大的貢獻。本文透過發掘原始資料，嘗試向各位讀者介紹儀禮不平凡的一生。
牛津的曠世奇才
儀禮1862年1月8日生於英國牛津郡的Sibford Gower，來自一個學者家庭。儀禮祖父Edward Eliot是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Exeter College的院士（fellow），是高級神職人員，後來在Norton Bavant擔任牧師。Edward Eliot的兒子名字亦為Edward，是牛津大學New College的院士，原打算操律師業，後亦遵循家族傳統，擔任神職人員。他在Tredington結識教區牧師的女兒。兩人結婚以後，搬到Sibford Gower居住。之後儀禮父親再舉家遷往Norton Bavant，繼任牧師一職。從祖父一代算起，儀禮三代均為牛津大學院士。（註1）
儀禮天資聰穎，唯性格較敏感，所以早年由父親教養。儀禮在父親指導下，進步神速，顯露出超乎常人的語言天賦，知識已遠遠拋離同齡小孩。1872年，儀禮開始在Cheltenham College唸書，成績優異。他讀書異常勤奮，唯性格內向、靦腆，對周圍的東西不感興趣，亦不愛遊戲。他喜歡過自己的生活，暇時便是研究自然歷史，以及一般人感陌生的語言和宗教。（註2）可見儀禮對自然歷史、語言和宗教的興趣，發軔很早。
1879年，儀禮考獲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Balliol College讀書。然而或因用功過度，罹患嚴重神經衰弱。在當時一位神經科權威的建議下，儀禮赴西印度群島靜養，回來後更學會說流利的西班牙語。1880年，儀禮重返牛津大學，結識了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兒子Leonard Huxley（1860-1933）、Oliver Elton（1861-1945）等人，且更是Leonard Huxley家中的常客。在校時，儀禮成績超卓：1881年獲Hertford獎學金，1883年獲Boden的梵語（Sanskrit）獎和Ireland獎學金，1884年獲Craven獎學金和敘利亞語（Syriac） 獎，1886年獲Derby獎學金。1884年獲一級榮譽銜。沒多久更成為牛津大學Trinity College的院士。在該學院儀禮指導學生研習古典（Classics），旋被推薦為研究員（Research Fellow）。儀禮以後仍與Trinity College保持聯繫，嗣後在1924年獲選為榮譽院士（Honorary Fellow）。 （註3）
儀禮記憶力特強，過目成誦。他通多國語言如芬蘭語（Finnish）、斯瓦希里語（Swahili） 、巴利語（Pali） 、中文等。離開牛津之前，他大概可說十種語言如梵語、巴利語、希伯來語（Hebrew）、俄語（Russian）等。阿拉伯語（Arabic）、波斯語（Persian）等則是後來學的。（註4）儀禮最初學習梵語，是因為他視之為語言學研究的輔助，豈料卻啟發他對東方哲學和宗教的興趣。（註5） 至於中文，則是儀禮在遠東遊歷時開始接觸。據說他在香港工作時學會了普通話。另外他也懂日文。（註6）
外交與學術之間
儀禮精通多門外語，令他具備良好條件成為出色的外交官。
1886年儀禮離開牛津大學，對自己的出路未有定向。要麼是向學術走，要麼是另找路徑。他遂決定往印度一行。最後在當地得到一位牛津舊友父親的指點，終走上外交一途。（註7）1888年，儀禮加入外交部。（註8）最初他被派往聖彼得堡任隨員（Attaché）。這一崗位要求俄語達到一定水平；儀禮本身懂俄語，他在這基礎上轉研芬蘭語，在1890年出版了《芬蘭語文法》（Finnish Grammar） ，備受學界注目。（註9）
1888年，儀禮是三等秘書（Third Secretary）。留俄期間曾往訪俄國及中亞各地。1892年，儀禮被派到摩洛哥的丹吉爾（Tangier）任代辦（Chargé d’affaires） ，唯任期甚短，無甚可談。1893年獲晉升為二等秘書（Second Secretary），改駐君士坦丁堡，前後在土耳其逗留了四年。1898年，儀禮被派往美國華盛頓使館任二等秘書，旋被派往薩摩亞（Samoa），並在1899年抵達當地。因協調地方事務有功，1900年獲封為爵士 。（註10）儀禮當時才38歲。
1900年，儀禮獲委任為非洲桑給巴爾（Zanzibar）總領事和東非保護國（The East Africa Protectorate）的高級專員，往後四年，儀禮視為人生中最快樂和最有趣的時光。（註11）皆因桑給巴爾和東非保護國海洋資源豐富，而儀禮自少鍾愛海洋生物學研究，自是令他樂而忘返。在1904年9月2日致Mr.Arnold的信中，他談到對東非保護國的熱愛。他辯解說那裡不是「被咀咒的黑暗大陸」，認為「那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我唯一的願望是回去，即使不是官式，也希望在那裏當一個私人居民。如果蒙巴薩先進到足以讓你在當地開設辦事處，我希望你會委任我，作為你的代表。」（註12）〔圖二〕
這位Mr.Arnold，根據1905年版《東非保護國》書名頁所示，應該就是Edward Arnold，是一位出版商；地址是41&43 Maddox Street, Bond Street,W.。（註13）
〔信函原文〕
Dear Mr. Arnold,
Thanks for your letter. Unless you hear to the contrary, you may expect me at Maddox St. at 12 on the 7th. But please don’t talk about that “cursed dark continent”! It is the most fascinating place in the world & my only desire is to go back if not officially at least as a private resident. When Mombasa is sufficiently advanced for you to have an agency there, I hope you will appoint me as your representative.
Yours sincerely,
C Eliot
儀禮對海洋軟體裸鰓類動物（Nudibranchia）研究至為深入（註14），自1902年起，他陸續出版《來自桑給巴爾和東非的裸鰓類動物》（Nudibranchs from Zanzibar and East Africa） 各分冊。所謂「裸鰓類」，乃指海蛞蝓等物種。儀禮自幼喜歡海洋生物，由業餘興趣提升至研究層面，所撰文章已達專家水平。他對裸鰓類一直十分着迷，後來在任職雪菲爾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時更在辦公室旁設一實驗室從事研究。（註15）
在東非保護國任上，儀禮艱苦備嘗。那是有待開墾的土地，萬事從頭開始。他要參與興建各項建築物和開拓商埠等事，忙得不可開交。不過在公務餘暇他仍抽空學習斯瓦希里語，重拾往昔佛教的研究，以及遍遊東非保護國各地。（註16） 1904年因當地公共事宜與英國政府意見相左而去職（註17），同年夏天歸國。返英後，他先是獲頒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榮譽法學博士（Hono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Laws ） （註18），未幾出任雪菲爾大學校長。（註19）
雪菲爾大學在1905年創校，儀禮是首任校長。學校一切均屬草創，儀禮的工作亦相當繁重。除了學校恆常課務外，他亦協助學校周邊城市的教育工作，經常向普羅大眾開講，向他們介紹東方的人民和宗教。（註20）1909年，儀禮更出任皇家選舉制度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Electoral Systems） 委員。（註21）
儀禮是一個學者型外交官，在工作之餘勤於著述。除前述的《芬蘭語文法》，他還在1900年出版《土耳其在歐洲》（Turkey in Europe） 、1905年出版《東非保護國》（East Africa Protectorate）、1907年出版《遠東來鴻》（Letters from the Far East），著作主要集中在語言和東方（Orient）兩個範疇。另外他又為《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11版）撰寫文章。（註22）
在雪菲爾時期，他常在長假時赴印度、中國和日本，為其巨著《印度教與佛教：一個歷史的素描》（Hinduism and Buddhism：An Historical Sketch）搜集資料。（註23）
儀禮熱愛東方文化，差不多每年夏天也到亞洲進行研究考察，後來漸覺雪菲爾這個工業地區很沉悶，希望換換空氣。（註24）剛好新成立的香港大學聘請校長，這就為他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了。這一機緣，令他與香港大學以至近代中國連上了關係。
赴港任大學校長
香港大學是香港第一所大學，由港督盧吉（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1858-1945）倡建。本地華人對此殷殷以待，出錢出力。香港商人招雨田（1829-1923）、區澤民（區德，1840-1920） 、何東（1862-1956）三人各捐10000元、陳賡虞（1863-1924）、陳席儒（1859-1936）等各捐2000元（註25），另外還有許多來自省港富人的捐款，集腋成裘，為數可觀。富商如麼地（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1838-1911）等亦曾捐巨款，玉成其事。各方努力籌建香港大學，卒底於成。
1912年1月，香港大學向儀禮發出聘書，儀禮表示接受。經雙方議定，聘用條件為年薪2000英鎊，為期五年，外加一幢免租住宅和一筆慷慨的旅費。如果表現良好，更可在約滿後再續約十年。（註26）條件可說是相當優厚。
1912年3月，時為雪菲爾大學校長的儀禮正式同意受聘為香港大學校長。（註27）6月，儀禮乘搭日本郵船賀茂丸（Kamo Maru）經印度赴香港。（註28）香港大學初創時，財政面臨困難，儀禮的工作難言輕鬆。任港大校長以後，為了籌得更多經費，儀禮首先接觸的香港、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的富有華人，募捐情況尚可，唯大學經費嚴重短絀，捐款只是杯水車薪，難救近火。儀禮徵得時任港督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1860-1922）的同意，派遣工程學教授C. A. Middleton-Smith（註29）前往英國一行，探詢英國政府是否可從庚子賠款中撥一部分金錢出來，供香港大學使用，唯最終無功而還。（註30）1912年12月下旬聖誕節前夕，儀禮出席在上海尚賢堂（International Institute）舉行的活動。（註31）他在會上明確表示，希望香港大學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重要部分。他強調香港大學的國際色彩，同時亦指出大學具中國特色；考生入學時要取得中文合格成績，而且在大學裏還有老師講授中國文化。儀禮又談到民國初建時所面對的危機。他指出，中國古代文明已經不再有用，中國要在世界上保有一席，便需學習歐洲方法和思維，這在香港大學均可以學到。讓華人學生在香港大學讀書，可以令他們接觸到歐洲的學術。接着儀禮介紹了香港大學當時所辦的學科。第一，是醫科。儀禮謂這一科是香港大學歷史最悠久的學科，且為南中國培育了許多醫生。第二，是工科。儀禮指工科除教授書本知識外，也強調實習。他觀察到中國有很多工業企業。預期港大學生將來可作重大貢獻。第三，是文科。儀禮談到作為一個良好的管理人員，沒有歷史、地理、國際法知識，又或不理解其他國家的民俗和習慣，是難以勝任其事的。文科正正提供了這些訓練。（註32）儀禮積極推廣香港大學，希望能得到中國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
在香港大學時，儀禮每年也到北京度長假和學習中文。他往往利用這個機會，與中國達官貴人聯繫，希望他們慷慨解囊，支持香港大學。儀禮的努力沒有白費，中國政府為此設立了一些獎學金，令國內學生可以赴港就學。隨着香港大學校譽日隆，有許多國內學生慕名入讀。儀禮更親自指導一些英文較差的學生，向他們教授基礎英語，使他們能融入大學的生活。在大學裏，他偶爾講授中國歷史。（註33）他間中亦會在校外作中國文化的演講。1918年3月22日，儀禮在梅夫人婦女會（May Helena Institute）談北京的廟宇和宮殿。（註34）
作為一校之長，儀禮經常出席本地活動。1914年3月中，儀禮走訪育才書社（Ellis Kadoorie School） 。（註35）1915年1月21日，儀禮在香港大學禮堂主講「大戰的原因」（“Causes of the War”） ，座無虛席，與會名流眾多，計有香港輔政司施勳（Sir Claud Severn,1869-1933）、普樂（Sir Henry Edward Pollock,1864-1953）、何東等人。儀禮論及這場大戰，認為可概分為直接原因和隱藏原因。他指出，凡在戰爭和革命發生時，都離不開這二方面。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成為觸發點，但事實上，大事早已在醞釀。他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假設有火花和火藥庫，如果沒有火藥庫，單有火花，是不會釀成爆炸的。儀禮認為英國和俄國在中亞邊界的爭端已延續了25年左右，與法國亦不睦，情況雖令人擔憂，但斷不致引發戰禍。不幸的是，這次戰爭，火花既大，火藥亦多。這是儀禮對直接原因的分析。（註36）
然後儀禮又談到歐洲和土耳其的形勢。他提到為何這次災難不能如之前災難般消弭於無形，以及戰爭爆發時歐洲的一些危險因素。他上溯塞爾維亞的輝煌過去、土耳其的歷史，以至巴爾幹戰爭。巴爾幹諸國群起反對土耳其，更差點令土耳其在歐洲覆滅。作為事情的終章，條約是締結了，塞爾維亞卻差不多大了一倍。儀禮認為，這一舉措阻擋了奥匈帝國的野心。按一般的理解，俄國欲得昆士坦丁堡，故奥匈帝國欲得薩洛尼卡（Salonika），但奥匈帝國年邁國王一日在生，兩國也沒有積極踏前一步的動力。然而，它們也不想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為他人所阻；往薩洛尼卡的路不再在土耳其的領土敞開，而是要經過塞爾維亞和希臘的領土。他引用意大利前總理的一篇演講詞，說奥匈帝國政府和德國政府曾探詢意大利政府，是否同意向塞爾維亞宣戰。唯事情最終沒有了下文，皆因奧、德兩政府意識到，如果意大利不參加，宣戰一事最好還是放棄。逮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1863-1914） 1914年6月遇刺，奥匈帝國政府等了差不多一個月，最後按捺不住，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這一通牒，激怒了塞爾維亞，激怒了俄國，也激怒了歐洲某些國家。（註37）
儀禮進而討論何以英國參與這場大戰。他指英國要捍衛比利時的中立，德國發動了一場不義之戰，違背了萬國公法。而且德國不守信諾，儀禮認為在戰後與德議和時，一定要德國給予更強烈的保證而不是許下空洞的承諾。儀禮謂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是德國要控制整個歐洲——不單利用武器而是要挑起戰爭，德國人變得狂妄，目空一切，甚麼事情也要管。（註38）
儀禮留意到當時中國瀰漫着親德情緒。當戰爭爆發時他身在華北，聖誕時則南下了漢口。他確信當時主流的中國民意是傾向德國的，中國人既不反英也不反法，而是反日。簡而言之，中國人親德是因為反日。儀禮嘗試帶出一點，如果中國人覺得日本人危險，德國人又何嘗不是?他舉1897年德國強佔青島和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德國的舉動為例，說明德國人多麼不仁。他預測如果德國在大戰中獲勝，它會藉口青島不安全而要求更多租借地和派駐更多軍隊。德國的領土野心無止境，中國不可能滿足它。儀禮知道中國軍事積弱，反問中國人如果看見德國在華駐重兵可以安心嗎？最後，儀禮提及英國與亞洲軍隊如日本、印度兵並肩作戰。他強調自己不是歌頌英國，印度兵等是自願參戰，而非出於強迫。（註39）
此說無疑是美化英國和日本。作為殖民地最高學府的校長，自己又是英國人，美化英國，自是無可避免。至於美化日本，則與他親日作風有關。有關這一方面，會在他出任駐日大使一節談到。
最後，儀禮希望歐亞在戰時同心協力的精神，能夠體現在中英關係之中。他衷心希望，能夠促進彼此友誼和互信。（註40）這呼應了他對東方文明的熱愛。
1916年12月，儀禮出訪海峽殖民地和英屬馬來亞等地。12月28日，在檳榔時，儀禮在所居酒店Eastern & Oriental Hotel接受了Pinang Gazette代表的訪問。他表示，此行目的是與那些準備送兒子到大學讀書或子弟已就讀大學的中國人接觸，及理順在檳榔舉行大學入學試的種種困難。當地是一年二考，一在夏天，一在聖誕。儀禮進而解釋香港大學創辦的宗旨：促進中英兩國更深的諒解。他指出了一個事實，即香港大學向中國輸出了接受英國教育的青年人，他們熟悉英國的方式和思維，預期必定對中國產生良好效果。（註41）
據儀禮所言，香港大學當時有200名學生，來自馬來亞的便有40人，當中大部分均習醫。他又謂，香港大學的工科也辦得很出色。儀禮認為，較多海峽殖民地學生選擇到香港大學讀醫科，是因為習醫出路較佳。即便如此，學生也不應該忽略工科；學生在香港的大工作坊學到寶貴的工作經驗，而且可以到政府部門實習。（註42）
談到香港大學的情況，儀禮深表欣慰。香港大學得到中英二國政府的支持，而這令中英的互相認識朝着良好的方向邁進，大學希望相對廉宜地為學生提供與英國大學同等的教育。他又提到兩個獎學金：一是英皇愛德華獎學金（King Edward’s Scholarship） ，是給香港和海峽殖民地的英籍屬民，一是中國政府的大總統獎學金。最後，儀禮提到來自海峽殖民地的學生英文較好，比來自中國的學生有優勢。（註43）
就任英駐日大使
面對香港大學的長期財困，儀禮即使如何努力，也難以扭轉局面，故漸萌退意。而且他亦有意重返外交界。（註44）就在1918年，時機來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踏入了第四年，歐洲業已遍體鱗傷。俄國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勢力日漲，協約國（Allied Powers）欲阻其擴張。英國亦為協約國的一員。在阿干折（Archangel） ，英國已安排一位高級專員駐紮當地。在西伯利亞，英國也考慮在當地派駐高級專員。最後，英國政府終決定委任儀禮擔任這一臨時職位。（註45）1918年，儀禮離開香港往西伯利亞赴任，然而他一直未有辭任校長一職，直至1919年他同意接任英國駐日大使才正式請辭。（註46）
1919年9月中，儀禮返英途中，途經上海。他打算在英國逗留數月，然後赴日履新。（註47）9月22日下午從上海乘搭天洋丸（Tenyo Maru）赴香港。（註48）10月7日乘搭亞洲皇后（Empress of Asia）抵神戶，然後轉乘火車至東京（註49），相信是在返英之前與英國原駐日大使洽談工作交接安排。1920年春，儀禮抵達東京，正式接任英國駐日大使。（註50）8月，儀禮赴韓一行，朝鮮銀行（Bank of Chosen）為他舉行一場盛宴。（註51）
儀禮在日，聲譽甚高，認識許多政界人物。日本政治家幣原喜重郎（1872-1951）便是其好友。日本報界稱儀禮為「英日友誼的忠實支持者」（staunch supporter of Anglo-Japanese friendship） 。（註52）儀禮任大使期間，見證了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的終結。他為此感到難過。他的任期至1925年告終。（註53）1926年1月，儀禮因其在語言學和佛教研究的貢獻，獲選為日本帝國學士院（Imperial Academy）會員。（註54）
在學術方面，儀禮努力多年的鴻篇巨著《印度教與佛教：一個歷史的素描》1921年正式面世。此書共分三冊。學界對它評價甚佳。E.Washburn Hopkins雖云立論和引用材料方面偶有小疵，但無損全書的價值。他謂第一冊談巴利佛教（Pali Buddhism）的部分相當精采（佔第一冊差不多一半篇幅。有關早期印度宗教的討論亦收在這冊中。） ；第二冊談大乘（Great Vehicle）興起至它與小乘（Low Vehicle）逐漸分離的處理亦佳。第三冊則主要討論印度以外的佛教。（註55）倫敦的Daily Chronicle則盛譽此書「既重要且有趣」。全書「討論印度教和佛教，從文字角度來說，是一部全面的精神史」，因為「在東方社會，那裏的宗教、道德哲學和形而上學是緊緊交織在一起的」。（註56）
1926年，儀禮從英國駐日大使一職退下。6月9日，獲英皇在白金漢宮接見。（註57）退休後，儀禮主要留在日本。（註58）後來儀禮的藏書為東京帝國大學所收購。（註59）
在日的退休生活
在人生最後的歲月，他居於日本奈良（Nara）。在那裏，他過着閒適安逸的生活，埋首寫作《日本佛教》（Japanese Buddhism）一書。（註60）《日本佛教》其實是《印度教與佛教：一個歷史的素描》的延續。在出版《印度教與佛教：一個歷史的素描》之前，儀禮獲委任為英國駐日大使，這令儀禮大大縮減了書中有關日本佛教的篇幅。直至他退休之後，他覺得是適當時機重新開展日本佛教的研究。唯儀禮未完成《日本佛教》而先逝，日蓮宗（Nichiren Sect）部分的補上，以及全書的最後校定，均由其友Sir George B. Sansom（1883-1965）完成。（註61）
全書共分三部分。頭兩部分是歷史考察，第三部分則是有關日本佛教各宗派的教義和文化表徵。儀禮在書中強調三點。第一，日本佛教雖然自中國傳入，但有自己的特色。第二，日本佛教與日本政治和社會有密切關係。第三，事實上，日本佛教直線（lineal）繼承了龍樹（Nagarjuna）、世親（Vasubandhu）和寂天（Santideva）的信條。（註62）
儀禮研究的着眼點是語言和思想，這令他忽略了一些重要東西。北川三夫敏銳地指出，儀禮在日本親見許多瑰麗的佛教藝術作品，然而儀禮的欣賞，只局限於視它們為反映佛教教義的材料。不過這亦無損全書的重要價值。（註63）
儀禮在日本的晚晴歲月，是豐盛而靜好的。1931年春，儀禮抱着帶病之軀，乘坐日本郵船箱根丸（Hakone Maru） ，踏上返英的旅程。唯當時他身體情況已經很壞，船經香港也無力登岸。一些港大時期認識的舊友和舊同事登船探望他。3月16日，儀禮在檳榔和科隆坡之間的海域病逝，享年68歲。這一天剛巧是香港大學的奠基日（Foundation Day） 。箱根丸的日本船長奧野（Y.Okuno）知道儀禮對佛教素有興趣，遂決定依佛俗為儀禮進行海葬。（註64）儀禮自此長眠海底，永與水族為緣。
2020年9月16日
（傅錡華博士Dr.Yee Wah Foo協助解讀儀禮致Mr. Arnold信函，特此鳴謝。）
（註1） “Sir Charles Eliot to be Principal”, The China Mail,18 March 1912;Sir Harold Parlett, “In Piam Memoriam”, in Charles Eliot, Japanese Buddh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64), pp.vii-xxxiv.
（註2） “In Piam Memoriam”.
（註3） Ibid.
（註4） “In Piam Memoriam”.
（註5） Reginald F. Johnston(莊士敦,1874-1938), “Sir Charles Elio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63, Issue 3, July 1931,pp.728-731.
（註6） “In Piam Memoriam”.
（註7） Ibid.
（註8） “Sir Charles Eliot to be Principal”.
（註9） “In Piam Memoriam”.
（註10） Ibid.
（註11） “Sir Charles Eliot”；“In Piam Memoriam”.
（註12） Letter from Charles Eliot to Mr.Arnold, 2 September 1904.
（註13） 詳見Charles Eliot,The East Africa Protectorate(London：Edward Arnold,1905)的書名頁。
（註14） 谷津直秀：《生物紀行 前篇》(東京：三省堂，1943年)，頁23。
（註15） Peter Cunich,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ume 1, 1911–1945(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2),p.166.
（註16） “In Piam Memoriam”.
（註17） “Sir Charles Eliot’s Resignation”, The Daily Telegraph,13 July 1904.
（註18） “In Piam Memoriam”.
（註19） “Sir Charles Eliot”.
（註20） “In Piam Memoriam”.
（註21） “Sir Charles Eliot”.
（註22） Ibid.
（註23） “In Piam Memoriam”.
（註24）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ume 1, 1911–1945,p.166.
（註25） Hongkong University：List of subscription to the Endowment Fund (Hong Kong：Printed by Noronha & Co.,1911),p.1.
（註26）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ume 1, 1911–1945,p.166.
（註27） “Telegrams”, Hong Kong Daily Press,18 March 1912.
（註28） “Day by Day”, The Hong Kong Telegraph,8 June 1912.
（註29）該工學教授名字據〈香港大學節略〉，《學生雜誌》，第1卷第2號，1914年，頁13-24。文中談到香港大學工學院教師謂「格致博士士蔑君，充當工程科總教員」。這個「士蔑」，就是英文“Smith”之意。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12-1933：A Souvenir (Hong Kong：The Newspaper Enterprise Ltd., 1933) ,p.10.
（註30） “In Piam Memoriam”.
（註31） “Hongkong University：Sir Charles Eliot at Shanghai”,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24 December 1912.
（註32） “Sir Charles Eliot：Hong Kong University and China”,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4 December 1912.
（註33）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5 June 1917;The North-China Herald,29 September 1917;“In Piam Memoriam”.
（註34） “Peking：Its Temples and Palaces—Illustrated Lecture by Sir Charles Eliot”, The China Mail, 23 March 1918.
（註35） “Sir Charles Eliot”, The Hong Kong Telegraph,13 March 1914.
（註36） “Causes of the War：Pro-German Opinion in China, Lecture by Sir Charles Eliot”,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22 January 1915.
（註37） Ibid.
（註38） Ibid.
（註39） Ibid.
（註40） Ibid.
（註41） “Straits Students at Hongkong University：Interview with Sir Charles Eliot”, The China Mail,11 January 1917.
（註42） Ibid.
（註43） Ibid.
（註44） “In Piam Memoriam”.
（註45） Ibid.
（註46）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12-1933：A Souvenir,p.12.
（註47） “Sir Charles Elio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 September 1919.
（註48） “From Day to Da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3 September 1919.
（註49）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9 October 1919.
（註50） “In Piam Memoriam”.
（註51）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6 August 1920.
（註52） “Late Sir Charles Eliot：Memorial Service Held in Tokyo”, The North-China Sunday News, 22 March 1931.
（註53） “In Piam Memoriam”.
（註54） “New Honour for Sir Charles Eliot”, North-China Daily News,14 January 1926.
（註55） E.Washburn Hopkins, “Book Review : Hinduism and Buddhism：An Historical Sketch by Charles Elio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pril 1922, Vol.27, No.3(April 1922), pp.572-575.
（註56） The North-China Herald,5 February 1921.
（註57） “Notes of the Day”, The Shanghai Times, 15 July 1926.
（註58） “Sir Charles Eliot”.
（註59） “In Piam Memoriam”.
（註60） Ibid.
（註61） Joseph M.Kitagawa(北川三夫), “Book Review : Japanese Buddhism by Charles Eliot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40, No.3 (July 1960),pp.226-227.
（註62） Ibid.
（註63） Ibid.
（註64） “Funeral of Late Sir Charles Eliot”, The Shanghai Times, 13 April 1931.
張灼祥
黃冬柏
文灼非
關品方
何民傑
王文華
陳家偉
陳妙霞
張炳良
陳景祥
何日生
同意灼見名家會員服務條款及細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