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望「華南文化圈」——從電影業看香港的區域發展戰略|方志恒

曾俊華剛發表的預算案，是他擔任財政司長以來，第9份的預算案。曾俊華承襲港英時代的「審慎理財」傳統，公共理財手法十年如一日；如果我們把這9份預算的年份都抹去，大抵會發現預算案年年大同小異。

今年預算案的最大亮點，應是曾俊華提及港產粵語電影的重要性，指出港產片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都深受歡迎。有趣地，曾俊華雖提及港產片的東南亞巿場，但預算案提出的具體措施，卻仍然只顧及中國大陸巿場——只建議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2,000萬元，以在中國大陸推廣粵語港產片。

這種一味北望中國大陸，卻忽略東南亞重要性的思維，正正就是主權移交以來，特區政府的區域發展戰略的盲點——當我們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單一巿場，而遺忘了東南亞這個傳統腹地時，香港的生存空間只會愈走愈窄。

我城被遺忘的區域腹地

傳統上，香港作為「港口城巿」（Port city），其戰略位置在於擔當陸地與海洋的接連點，以積極外向的海洋性格，成為接通世界各地的網絡樞紐。

此所以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在著作《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中，點出了香港的戰略價值，在於擁有橫跨東南亞到東北亞的八大腹地（華南到華中的沿海地區、珠江三角洲、中國西南部、東南亞北部越南、老撾、泰國等地、東南亞半島、南海、台灣、以及東北亞日本、韓國、俄羅斯西伯利亞、中國東北等地）。其中，香港、澳門、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構成的「華南文化圈」，歷史上有着緊密的經貿和文化交流，是香港以往賴以生存的傳統區域腹地。

今天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事事北望中國、言必中港融合，這些人如果不是刻意逢迎北京處處揣摩上意，就是水平有限見樹不見林，將香港百多年賴以生存的「港口城巿」定位拋諸腦後，選擇性地遺忘「華南文化圈」的區域腹地，令香港的生存空間愈走愈窄。

只懂北望淘空香港電影業

近年，香港電影業衰落的故事，正正就是只懂北望中國大陸、而遺忘「華南文化圈」腹地的惡果。

二次大戰後，香港電影業得以興起，與「華南文化圈」關係密切。1950年代，馬來西亞著名華商陸佑之子陸運濤，他所創立的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簡稱電懋），就是將港產片（當時以國語片為主、粵語片次之）廣泛發行到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市場的主力。同期與電懋激烈競爭的是邵氏兄弟，卲仁枚和邵逸夫當時以「每月一院」的速度在南洋地區廣建影院，並在1961年成立邵氏片場，建立以香港為基地的電影王國。到了1970年代，鄒文懷離開邵氏創立嘉禾，先後捧紅了李小龍和成龍兩大功夫明星，《唐山大兄》、《精武門》、《A計劃》等功夫片，都是以東南亞為主要賣埠巿場，再擴及至日本和歐美等地。1980及1990年代被譽為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喜劇、警匪片、功夫片、賭博片、殭屍鬼怪片等不同種類的粵語港產片，都在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語區大受歡迎。回顧主權移交前的歷史，說「華南文化圈」孕育了香港電影，絕對不是誇張之詞。

但2003年 CEPA 所帶動的合拍片潮流，卻成了香港電影的催命符。合拍片開拓了中國大陸這個龐大巿場，表面上確為香港電影公司帶來巨大投資機遇和票房收入，但實際上則猶如為香港電影業餵食鴉片——根據 CEPA 的規定，合拍片限制極多，例如大陸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故事情節或主要人物，亦必須與中國大陸有關；在這些先天限制下，再加上大陸當局對敏感題材的審查（例如要求角色必須忠奸分明、邪不能勝正、惡人有惡報、內容不可涉及怪力亂神等等），結果當香港電影公司一頭栽進大陸巿場後，香港電影亦變得不再「香港」，日漸失去以往的本土題材及特色。

當然，放棄中國大陸巿場，既不現實亦沒有需要；但香港電影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單一巿場，遺忘了以往賴以起家的東南亞華語區，已經令香港電影業付上沉重代價。電影既是商品，也是文化產品。合拍片既淘空了香港電影的主體性，也令我城的文化軟實力大打折扣。長遠來說，香港流行文化一旦衰落，必將削弱香港的文化主體性，動搖香港的自治地位。

尋找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今天香港電影業的困局，不就是我城的寫照？我們是要繼續依賴中國大陸的單一巿場，還是重拾昔日「港口城巿」放眼世界的定位，北望中國大陸之外，重新南望「華南文化圈」的傳統區域腹地？全球以粵語為母語的人口多達6,200萬人（如計及非母語人口將更多），當中「華南文化圈」是廣東省以外最龐大的粵語區（附表），集中為這個粵語區創作，不就是保護粵語流行文化的另類想像？推而廣之，除了港產片外，港劇和廣東歌又能否在「華南文化圈」，重新發掘生存空間？香港影星杜汶澤被中國大陸封殺後，近年在馬來西亞成立電影公司，開拍粵語片主攻東南亞市場，不就是重返「華南文化圈」的先行者？

北望之外，更要南看。香港人，就能找到更廣闊的生存空間。